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
这首词的情绪触发点是词题所示之“歌”，“听歌有感”符合于一般的物感式审美方式。“感”的内涵是”情痴”，其具体对象是“相思”，全词是对“情痴”的性质、状态的表述。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有所谓“词心”之说，这首《减字浣溪沙》正是以“词心”所写的绝妙好词。它不同于南宋梦窗有“情痴”之称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本词偏重于对“情痴”这一具体情感型态的描述。
词人“听歌”而不限于歌，歌只是一种媒介而已，由歌引发出情绪，词篇便从情绪切入。词人是描述情绪，但没有对情绪作知性分析，而是从一个感性现象写起：“惜起残红泪满衣”。就意象而言，颇似白居易、苏东坡所写的秉烛看衰红，但情调上更为深沉凄切。词人惜落花残红，不仅流泪，而且泪沾“满衣”，一个“满”字，显示了凄楚之深。这个情感现象描述是“痴情”的感性表征，而“残红”凋零又包含着情人玉殒的隐喻意味，这便隐约透现出“情痴”的情感指向。“它生莫作有情痴”，这是匪夷所思的来生企求。“它生莫作”正反衬出今生已是。“情痴”已使今生难以摆脱，则反映出痴情之深，背面敷墨，效果益显。“人天无地著相思”，“相思”点示了痴情的具体内涵，使情具有了确定性。浩浩宇宙，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无法在某一个角落里安置这相思痴情。相思之情，其程度、性质、范围得到极致表述，把“痴”的涵义大大深化了。
下片首句在意脉和意韵上跟上片首句有一定联系。“花若再开非故树”，花可以再开，但重开之花，已不再会是过去之“树”了。这才是上片首句“惜起残红泪满衣”的内在原因，把痴情的表达发挥得别开生面。在词人看来，花的存在、出现，人的情感存在、出现只能是一次。一旦消逝便无法追踪、不复再来。这是词人对痴情的深刻理解、体认和体察，其“词心”至为独特。“云能暂驻亦哀丝”，那美丽的情人有如天边一片云，缥缥缈缈，悠然远逝，即便暂时驻足，也终究是要消失的，因而也只能增添哀伤。这便进一步表现了相思之情的首次性质和无法追回的特点。结句“不成消遣只成悲”点题。“听歌”本作“消遣”，但效果适反，变成“悲”了，“悲”是词题”感”的具体化。这一句大得老杜“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的神韵，是情感寻求替代性转换，反而更伤其心的独特表现。这是况周颐用其深微细腻的“词心”感应“痴情”的结果。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
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耕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意。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于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意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耕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耕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耕，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于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轻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耕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耕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意。村人野老，农耕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于尘世之外。故此诗于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