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江”两句，一虚一实描述水仙。此言词人观赏水仙，自然想起它产于江河之滨，而江河中必定是浪高水阔矣。又见眼前重台水仙长得冰清玉洁，超绝尘俗，花瓣更如层层叠叠碎刻出来的冰叶一般。“水边”三句，状水仙的倒影。“裾”，世俗称衣的前后摆也；“冰”通早。此言重台水仙倒影水中，绿叶蓬松似翠衣曳地，晨露似颗颗晶莹的泪珠在花叶上滚动。“湘烟”两句，第二句前空一字，疑补为“刬”或“绝”字。两句幻想也。言水仙花好像湘水女神在暮霭中刬袜绝尘飘然于碧波之上一样。“怕临风”三句，第二句前缺一字，疑为“寒”字。此状花之重台也。言水仙临风而立，因为惧怕寒风侵蚀它瘦削的花蕊，所以特地开出白玉般的重台花瓣来抵御寒冷。
“樊姊”三句，状浇水后的水仙花。“钿”，金宝制的花饰。“樊姊、玉奴”，本指能歌善舞的女子，这里借以比拟水仙花。言经过水浇之后的水仙花，好像刚洗梳过的女子，因要受人评赏，还微含着愁恨怯意。“汜人”两句，写词人眼中的经水后的重台水仙。“汜”，据《楚辞·卜居》：“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乎。”注：“汜，一作泛。”“汜人”，即是浪迹天涯之人。这里为词人自称也。此言水仙花重瓣上滚动的水珠像女子的清泪一样，流在愁靥上，使浪迹天涯的词人见到后更感凄苦。“花隘”两句，赞花香。“隘”，狭也。此言水仙的花瓣虽然狭长了一些，但是它散发出来的花香却浓烈异常。这香气甚至能透过白色的绡衣褶缝，使人一染此香历久不散。“倚瑶台”两句，叹好景不常也。“瑶台”，仙人居处，这里指栽水仙的陶瓷盆。“十二金钱”，十二，喻花之多；金钱，状花之形。“晕”，眩也，陆龟蒙《吴中苦雨》诗有“看花啼眼晕，见酒忘肺渴”句可证之。此言词人倚在陶瓷盆边，欣赏盆中的水仙花。但他一边欣赏这许多眩人眼目的水仙花，一边却又想到这些花不久就会逐渐枯萎，从而减弱了它们的艳美，因此词人为它又生出了一种好景不常的悲哀来。
此调即双调的《忆江南》。词中写的是别情，调名“江南柳”兼关题意。通首作女子口吻。
此为送别词。词中未具体刻画送别情事，而是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别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将别情抒写得极为深挚。全词语言素朴明快，情调清新健康，风格别具特色。
起首一句从别路写起。隋炀帝开通济渠，河渠旁筑御道，栽种柳树，是为“隋堤”。“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两句是说：这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成日里不知有多少车马大路上来往，扬起“路尘”；不知有多少船只扬帆东下，随波逐流；也不知有多少人长堤上折柳送别，以寄深情。“隋堤”是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波急”与“路尘轻”分写水陆行程，暗示离别，寄有别情。一个“远”字，既刻画出别者长路漫漫的旅愁，又刻画送者依依目送的情态。这二句着重从眼前、从水陆两路，横向地展开送别图景；第三句则着重从古往今来，纵向地展示送别情事。一个“多”字，几乎将古今天下此中人事全都囊括。正因为别情是如此普遍，也就容易唤起“见人分袂亦愁生”的感受了。末句以“何况”二字造成递进，突出个人眼前的离别情事。以上，词人没有具体写到个人送别情事，只客观叙写普遍的离情，只是“亦愁生”中才微露主观情感。
过片转写别后，别时种种情事都被省略了，这里只是着重写送者城楼望月的情景。“斜照后”三字非虚设，它表明送者城楼伫立的时辰之久，从日落到月出。“重望”又表明先已望过，上片“隋堤远”数句是日落前望中之景，至重望时应当是不甚分明了。于是送者抬头望新月，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向往：“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此外与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类，但“亭亭”二字却把月的意象女性化了，而送者的身份亦不言自明，“千里伴行”的说法更是真挚深婉。
总的说来，通首词没有刻画送别情事，更没有刻意作苦语，但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的别情，有烘云托月之妙，将一己别情写得非常充分。全词也没有点明双方身份、关系，被称作“君”的甚至未直接露面，但通过新月亭亭的意象和伴行的着想，给读者以明确的暗示。词的语言明快素朴，情调清新健康，在送别之作中颇有特色。
这首词咏陈后主宫中事，属怀古之作。上片写宫中晓景：景阳钟声悠长，露凝金殿，轻风吹拂，琼花绽放，一派明丽的春色。
下片头三句写宫中晚景。“坠香千片”，是盛变衰的表现。后二句写那些漂亮的宫娥，陪着君王在后庭欢宴。这首词作者虽是客观地叙当时之事，然而也透露了他对陈后主沉湎酒色、不恤国事的谴责之意。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这首诗描写了“蚕妇”和“玉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借富贵人家的女人歌舞彻夜不归，来反衬蚕妇生活之辛苦。杜鹃啼叫到还只是四更天的时候，蚕妇不得不起来察视养的蚕是否吃的桑叶稀少了，以免影响到蚕茧的产量。蚕妇日以继夜辛苦地劳作，对她来说，那些“玉人”夜深达旦地歌舞供贵人娱乐，直到楼头明月已经西沉，挂在柳梢枝头的时候还没有回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首诗用以表达蚕妇之辛苦，将玉人和蚕妇置于同一时间内，因身份不同而苦乐不均的情况。但评论亦认为和歌女对比起不到辛辣讽刺之效果，玉人歌舞并非自己纵情享乐，亦为身不由己。
同样写蚕妇，北宋张俞的写法更为一针见血：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诗矛头堪称“稳、准、狠”，直接对准不劳而获之人，因而也流传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