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面对对朋友的离去,流露出浓重的悲伤。前两句直写,说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即要要离开福建前往浙江。三、四句转换角度,以虚拟笔法,想像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寄托自己对他的深情与怀念。
“二年寄迹闽山寺,一笑翻然向浙江。”句直写,说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如今要离开福建,前往浙江。“二年寄迹闽山寺”,表面全写张巨山,实际上带出自己与张巨山在这两年中过往密切,引出对分别的依依不舍。次句写张巨山离开,用了“一笑翻然”四字,看上去很洒脱,其实是故作达语。张巨山离开福建去浙江,既非回乡,又不是仕宦升迁,此词离别,肯定愁多欢少,因此诗人写他洒脱,正带有不得已处,加强自己对离别的不快。
三、四句转换角度,以虚拟笔法,想像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寄托自己对他的深情与怀念。书房依旧,但是人走了,如果是直写,便索然无味。历来诗人都喜欢通过明月来寄寓自己的情思,如李白“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苏台览古》)、“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都是如此。刘子翚这首诗也借明月来说,强调明月仍然照进书窗,增加冷漠的气氛,同时通过无情的明月表现多情的举止,衬出人的多情,等于说自己日后见到空空的书房,将更加为眼前的别离而惆怅。这样一转折,加深了诗的底蕴,把情感也表现得更为丰富。
自然界的风物,谁都知道是无情的,但由于诗人的观感心情不同,便有意对它们进行人格化,刘子翚这首诗就是如此,把明月拟人化,说它不知人已去,仍然多情地照着读书窗。这样的构思,在古代被普遍运用。著名的如唐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桃花依旧,表现人事变化所产生的伤感。又如岑参《山房春事》云:“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把庭树拟人化,说它没体察到人已离去。其他如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都是如此,刘子翚这首诗,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表现手法。
诗中并没有对尧祠一蒂景物描写,而是引用典故,借以抒发感慨,排道悒愤。继而诗人张开想象的羽翼,驰聘于人间天上,古往今来,任感情的波澜起伏变幻组合。怀着美好的愿望入京,又经受幻想的破灭的失望而引起愤慨。人生无常,诗人感想万千,宣泄于诗中。表现了诗人豁达奔放的襟怀、崇高的情操和不懈的追求,也表达诗人对当时朝廷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之意。
首两句:意思是猛虎伏浅草始终难以遮掩猛虎的身体,猛虎喻友人。
第三、四句:“肮脏”二字表明张公子正直不阿的态度,“风尘”明指社会,暗指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肮脏”与“风尘”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言道出张十四因秉性刚直不阿,难以避免被人排挤、迫害的遭遇。暗喻是由于朝廷昏庸、权贵排斥,使诗人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而感到惆怅、苦闷以及愤懑。
第五、六句:“岂无横腰剑,屈彼淮阴人”是用了淮阴侯韩信受辱之典,意在表达猛虎伏浅草终莫能掩。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上句“岂无横腰剑”中的“岂”字与下句“屈彼淮阴人”中的“屈彼”二字,前后呼应,不但增强了语气,而且一个威武不屈之士的形象也一跃然而出,表现出极大的力量。
第七、八句:“击筑向北燕,燕歌易水滨”无疑是借荆轲于易水河畔辞别高渐离之典,赞其为豪气英雄。如此,于风尘漂泊中的张十四伟直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
末两句:明确指出诗人希望能与张十四一起隐居,反衬出诗人的政治抱负落空,使诗人感到失望而归隐山林。
全诗借助送别张十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未来的深切向往。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