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
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的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此词构思巧妙,写少年时无愁“强说愁”和谙练世故后满怀是愁却又故意避而不谈,生动真切。此词上下片里的“愁”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强说”的是春花秋月无病呻吟的闲愁;下片说的是关怀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在平易浅近的语句中,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包含着深沉、忧郁、激愤的感情,说明辛词具有意境阔大,内容含量丰富的特色。
这首怀古吊今之作,既怀战国时大梁侯嬴之史事,又吊友人侯朝宗之事迹。作者何以借“怀古”而“兼吊侯朝宗”呢?因为侯朝宗既与侯嬴同姓,且又同具肝胆意气。
在结构上,前六句集中“怀古”。首联借描写时代背景而点明“怀古”,把思绪推向历史的纵深。“河洛风尘万里昏”,中原大地风尘万里,河洛一带战乱不息。面对这苦难的多事之秋,诗人不禁思潮涌起,自然思念起“贻书约终隐不出”的友人侯朝宗,并联想到战国时代曾隐身为夷门监者的侯嬴:“百年心事向夷门。”这就将“怀古” 与“吊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对时代的感叹、对古人的追忆,隐含于对史事的回顾之中了。
二、三联描写 “怀古” 的具体内容,借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之事,以表现其肝胆意气: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侯嬴家境寒微,七十多岁时为大梁夷门监者,但为人修身洁行。信陵君欲厚遗之而不受,便置酒大会宾客,亲自乘车迎为上客。当信陵君欲救赵而苦无兵权时,侯嬴为之献策,使曾受信陵君旧恩而图报的魏王宠妾如姬窃得兵符,并推荐市中屠者朱亥,杀死受魏王旨意观望不前的魏将晋鄙夺得兵权,终于击退秦军而保全赵国。当信陵君出发时,侯嬴因年老不能随军上阵而自刎。诗人通过对这段史实简洁的描述,使侯嬴的形象既豪迈雄放,又慷慨悲壮。尤其是 “多见”与 “几人”的鲜明对比,不仅生动地突现出侯嬴的肝胆意气,而且倾注了诗人的一腔赞颂之情,也从而在“怀古”之中,透露出 “吊今”之意。因为在诗人看来,侯朝宗在明末动荡之中,积极入复社,严正斥宦宫,抨击奸党,匡扶明室,具有和侯嬴同样的肝胆意气。因而才引出末联的正面 “吊今”,以侯嬴指代侯朝宗。
末联虽正面吊今,却又不是礼赞式地哀悼,而是对自己 “死生终负侯嬴诺” 的深深自责。对侯朝宗这样有肝胆意气的英雄,自己却 “为世所逼,有负宿诺” ,入清后官至国子祭酒,晚年虽告假归里,但终以仕清为耻。诗人曾痛心疾首地说:“误尽一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当然就对有负于侯朝宗之诺感到深深的愧恨了。这种愧恨之情,在 “欲滴椒浆泪满樽”一句中得到了真切生动的表现。末联的正面吊今,使诗作思念友人的题旨更显得深邃、隽永。
由于诗人借 “怀古”以 “吊今” ,“怀古” 与 “吊今”相互交织,情蕴深厚。
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