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这首诗是白居易时为周至尉趋府作。
诗人在府门前看到一节莲花,莲花花枝惨败,前八句景物描写,描写了莲花的惨白景象,第九句和第十句,引出议论和感叹,同时也起到转折的作用——“物性犹如此,人事亦宜然”。
第十一句和十二局借物抒情,“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生存的地点不是好地方,表达白居易对现状和当下环境的不满。
第十三句和十四句则其到衬托的作用,也是借物抒情的笔法,用莲花曾经在溪中的美好时光表达自己对过去生活的缅怀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今年不得地, 憔悴府门前。”诗人感觉自己与莲花命运相同。
此诗塑造了一位地位虽有不同,但命运却与《卫风·氓》之主人公相似的可怜弃妇形象。她当初也许曾有过海誓山盟、夫妇相爱的短暂幸福。但随着秋来春往、珠黄色衰,“其心孔艰”(心思难测正如“氓”之“不三其德”、其心“罔极”)的丈夫,待她便“始者不如今”,粗暴取代了温柔,热恋化作了冷漠。丈夫回到家中,想到的只是上河梁去取鱼虾享用,而对操劳在室的妻子,则连“入”房中慰问一下的兴致都没有。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大抵早已有了“外遇”罢)。说他事忙吧,他却能在庭中慢条斯理地油他的车;说他没事吧,却连“遑舍”(止息的闲暇)一夜的功夫都没有。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一次,却只给妻子留下暴虐相待的伤痛。想到命运之绳曾将自己和丈夫贯串在一起(“及尔如贯”),相互间理应亲如“埙”、“篪”相和的“伯”、“仲”(古时常以兄弟相亲喻夫妻相谐);而今,丈夫竟连起码的夫妇之礼都不顾了,不能不激得女主人公悲愤难平。在长夜焦灼的“反侧”之中,她终于发出了愤切的诅咒:“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你真正是枉然生了一张人脸,心思的险恶莫测,简直胜过鬼蜮呵!
从诗之结语“作此好歌(因为歌意涉及男女之情,故称),以极反侧”看,此歌作于女主人公长夜难眠的“反侧”之际。诗虽也带有相当的叙事成分,但脉络并不清晰。在充满疑云的反覆诘问中,展出“彼”人的飘忽身影,又穿插进回忆中的种种生活片断,使全诗的结构显得似断非断、散乱飘忽。如果要找一个适当的词汇来说明此诗的表现特点,那就是两个字——“梦幻”。而这,大抵正与女主人公作歌时的“反侧”难眠状况有关。从诗中透露的消息可知,那位薄情丈夫对女主人公的冷遇,无疑已天长日久。每当她望眼欲穿盼其归来时,丈夫却总是迟迟不归;就是归来,也行迹诡秘、形同飘风,出没于庭院、鱼粱之际,只顾着自身的享受,极少有入房与妻子叙叙的诚意。一对往日的燕尔夫妻,竟变得如同陌路之人。这些景象,当然会深深烙在女主人公脑际而难以抹去。因此,当她辗转反侧之际、神思恍惚之中,往事今情便可能全化作散乱的片断,梦幻般地涌现在眼前。此诗正适应了这一特定背景,采用叠章和问句、跳荡不定和迅速转换的意象,表现了女主人公似忆似梦间的疑惑与惊诧、痛愤和哀伤。进入女主人公梦思中的对象,明明是她丈夫,她却似乎不认识他,开篇即以“彼何人斯”相询,正绝妙地传达了这种神思恍惚中的迷乱之感。后文的“胡逝我梁,不入唁我”、“我闻其声,不见其身”,更以扑朔迷离之辞,表现了唯有幻梦才带有的视听和思虑特点。女主人公刚想细细审视,幻境却又一变,车影、语声竟化作一团“飘风”,忽东忽西地卷向鱼梁去了;但转眼间,她又似乎看到,丈夫分明还在庭中,正如往日那样悠然自得地“脂车”呢。梦境的飘忽变幻,伴随着女主人公神思恍惚间的疑惑、惊惧、失望和愤懑,一起化作诗行涌现,便产生了这首奇妙、独特的弃妇歌。
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