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写室外环境,用凄迷寂冷之景映带思妇孤独落寞之心;下片写室内之人,以“慵剪”、弹泪倚瑟、卜问吉凶三个动作暗示思妇内心的痛苦与不安。全词语言清丽,笔意古雅,含蓄不尽,婉曲动人。
起首两句写楼外。春雨绵绵密密,像尘雾一般,灰蒙蒙的,刚刚泛出鹅黄色的柳梢给雨打湿,水淋淋的。说春雨“细如尘”,新鲜而熨贴。春雨是细屑的,轻倩的,迷离漫漶,润物无声,似乎非“如尘”二字无以尽其态。用它来映衬怀人的愁思,便显得十分工致。“湿”承“雨”来。“黄”字体物入微,切合物候,又应“春”意,让人联想到稚柳这迷蒙细雨的薰沐下所焕发的生机。接下来,“风约”逗引出后两句,视点拉回室内。
上片状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笔笔勾联,丝丝入扣;这几句看似景语,实乃情语,打下了闺人的主观色彩。“如尘”的雨,多少给人以凄迷低黯之感;柳色又新,牵惹着对远人的缕缕情思;阵阵轻寒,更使那碧色的窗纱涂上感伤的色调,寒气直浸入心底其中“寒碧”是以景写情的重笔,女子心中的感受由此得到深刻的展示。作者借拟女主人的眼光,写出了一个寂冷的环境。
过片直接突出了居于画面中心的女主人公——“美人慵剪上元灯,弹泪倚瑶瑟”。上元即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宋代是个盛大的节日,民间有吃圆子(汤圆,取阖家团圆之意)、观彩灯、祭紫姑等习俗。点明上元之时,背景就变得更其具体而典型,把人物感情衬托得愈加强烈。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灯品”:“又有深闺巧姓,剪纸而成,尤为精妙。”陆游《十二月一日》诗:“儿书春日榜,女剪上元灯。”说明宋时剪纸做灯,乃闺人巧技,而且有早些日子就开始制作以备上元灯节玩赏的。可见这一句“美人慵剪上元灯”,不是一般的身心慵懒,而是由于情绪恶劣之极。“弹泪倚瑶瑟”句加重悲情之分量,写她欲鼓瑟以舒怨怀亦不可能,好只倚瑟弹泪了。
结束两句:“却卜紫姑香火,问辽东消息。”前一句承接上文,转进一层,与美人问卜的事。紫姑,相传为唐武则天时寿阳刺史李景之妾,为大妇所嫉,正月十五日夜被害死于厕间,上帝悯之,命为厕神。旧时民间每于元宵夜图画其形以祭,并扶乩卜问祸福。
无心剪灯,有意问卜,写出少妇关注之所。就这样,结句全词层层推进之后,以轻淡之笔出之。辽东,古郡名,故址今辽宁省东南部,多用来借指遥远的边地,以代亲人之所。至词的主旨已经明确、完整地表达出来,而字面上终归没有道破。淡语入情,含蓄不尽。这一结语使全词意境浑成,主旨突出,堪称巧妙。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