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这篇赞文见于小说第三回，是在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会面时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第一印象。此文并没有对林黛玉的容貌作细致描写，却体现出她弱不禁风的娇态和超凡脱俗的气质。全文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容貌、才华过人的少女形象。
《赞林黛玉》是一篇骈文，写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文中并没有对她的容貌作细致描写，却体现出她弱不禁风的娇态和超凡脱俗的气质。古时女孩子画眉毛用一种松烟，有一点像墨。黛玉的眉间有一点淡淡的像烟一样的东西笼罩着，是说她不发愁的时候，都有一种发愁的感觉。她的姿态很美，两腮上满是愁容。这里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不是讲她的容貌，而是在讲她的心情。所以宝玉看到的林黛玉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在他眼里，林黛玉看起来好娇弱，一身都是病。一般人很少这样形容美女。可这是宝玉在看黛玉，表示宝玉对她有很多的疼惜，这是一个主观的描绘。林黛玉的存在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对宝玉特别有缘的。最奇特的描述是“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八个字。宝玉第一次看黛玉就觉得她一片泪光，这是一种感觉。第一回、第二回讲他们俩前世有过缘分，这一世相见的时候，留有对前世的回忆。“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完全是宝玉对黛玉心疼的描绘，而不是实际的描绘。
《红楼梦》中写王熙凤跟写林黛玉的方法差别很大。王熙凤是黛玉眼中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女人，而宝玉眼中的黛玉，给人一种娇弱的感觉。林黛玉的美是一种病态美，惹人心疼，惹人怜爱；“心较比干多一窍”又是对她冰雪聪明的赞美。整段文字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容貌、才华过人的少女形象，正所谓“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
小说中的林黛玉以弱不禁风的娇态为美，说明了美感是有阶级性的。贾府上的焦大固然不会爱林妹妹，新时代的青年阅读《红楼梦》，虽然可以理解和同情处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林黛玉，喜欢她的纯真聪明，却未必欣赏这种封建贵族阶级的病态美。而且，她的高傲与矜持，也让许多人对她颇有微词。
王沂孙是一个善于状物的词人，在他的笔下，无论梅花、春水、柳或落叶，都给人以清新的感受。
词之开篇，由“柳”字带起，点出“春水”。“柳下碧粼粼”，杨柳阴下，春水溶溶，绿波荡漾，清澈澄明。接下二句，“认曲尘乍生，色嫩如染。”由“粼粼”二字唤出，写水中杨柳之倒影。“曲尘”原是酒曲上所生一种菌，色嫩黄，用以比喻新柳之色，形象生动。吴文英《齐天乐·会江湖诸友泛湖》即有“曲尘忧沁伤心水”之句。上面三句，从静处着笔，言柳言水，色彩分明。“清溜满银塘，东风细、参差縠纹初遍。”二句转换角度，从动态落墨，再绘春水。梁简文帝《和武帝宴诗》中有：“银塘泻清溜。”上句即从此中化出，换“泻”为“满”，更显生动。清澈的水流注满银色池塘，徐徐春风温暖和煦，拂过水面，兴起波纹层层。着一“遍”字，言波纹之多之广。以上五句，描摹春水，写景如画，如在目前。
“别君南浦”以下至上片结句，词笔转入追忆，亦围绕“春水”而展开。“别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浅。”二句追溯昔日离别情事。当日南浦相送，与君别离，尚记得翠眉照影，映在清浅水波之中。“翠眉照影”，一语双关：一方面指人，取陆游《重游沈园》诗的“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三句之意，言闺中女子惜别形象，凝伫水边，目送舟行；另一方面是指杨柳，呼应开头，王沂孙的另一首词《醉落魄·小窗银烛》即有“垂杨学画蛾眉绿”之句。新柳之于女子，共此离别悲感，意境优美，迷离而深广。“再来涨绿迷旧处，添却残红几片。”二句紧承“别君”而来，推想闺中女子之相思。南浦一别，音容渺茫。春去春来，重新来到分别之地，眼见春水新涨，层波荡漾，昔日旧影难寻，前迹全迷，惟有几片落花，漂流在水上。闺中女子触景伤怀，一时之间生出许多哀伤与感叹，此处之绿水暗比相思，绵远而悠长。加以“残红几片”，词情摇曳生姿。
词的下片换头处笔势回转，仍写眼前春水，描绘出一幅清新鲜活的生动画面。“葡萄过雨新痕，正拍拍轻鸥，翩翩小燕”。春水像葡萄酒的色泽，加上水面轻鸥正拍打翅膀飞，还杂着翩翩乳燕，整幅画境自然活泼，满孕生机。“新”、“轻”、“小”三字，下得轻盈纤巧，富有灵性。“帘影”以下，词人复从对方着笔，点染相思情状，仍然紧扣“春水”主题。“帘影蘸楼阴”词人着一“蘸”字，暗示了春水之清澈。词中言“楼阴”、“帘影”映照水中，实则点出楼上闺中女子，故而言说：“芳流去，应有泪珠千点。”此二句与周邦彦《还京乐·禁烟近》词中有“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泪”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词词意缠绵，周词则笔势奔放。这几句句句有水，以水写相思，语意通，而字又不显重复。
“沧浪一舸，断魂重唱薠花怨。”“沧浪一舸”遥应“别君南浦”，补写离别送行。江水苍茫，人随“断魂舟远去。“蘋花怨”即闺怨，着一“重”字，于言外传出女子望穿秋水的深情。“采香幽泾鸳鸯睡，谁道湔裙人远”末尾二句以女子怨怼之语作结，收束全词。采蘋之人失望日久，又目睹汀州幽泾中，鸳鸯在此歇息，成双成对，致使满腔愁情难以排解。进而女子心生埋怨：远行在外，有谁肯想着家中“湔裙”之人。“湔裙”也是点出春水的。“远”字明写空间之遥远，暗写彼此间阻之悲苦。“沧浪一舸”起到末尾，都是写想象中妻子对自己的望断秋水而不得见的幽怨。
全词一字不提春水，但句句贴切春水，写来不粘不脱，纵收联密，不但直接为春水涂色，回忆处也都是春水画境，而且是有生活画、风俗画意味。
诗中“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四句体现了“凰”高洁（或“超然脱俗”、“清高傲世”)的品性。这首诗整体上运用了托物言志（或“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凤凰自喻，抒发了诗人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壮志难酬（或“报国无门”）的悲伤情怀。根据凤凰“饮醴泉”、“栖山冈”、“朝九州”、“望八荒”的举动，可以判断出凤凰志向远大、高洁。显然作者以凤凰自比（自况），根据它的心情“催藏”、“恨”、“心伤”几个词及伤心的原因的描写“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和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可以推知，作者是孤独苦闷、壮志难酬。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直接用飞鸟意象者29首，间接用者13首，总计42首。这些飞鸟意象的渊源，可追溯至《国风》、《离骚》、《庄子》、《山海经》。《国风》中的自然物象，多用以起兴；《离骚》的美人香草、俊鸟恶禽，多具象征意味，或以之刺激奸邪，或以之寓己高洁之志；《庄子》中的飞鸟意象，则多寓示不同的精神境界。而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则三种意义皆有：他时而以俊鸟如凤凰、玄鹤寓其高洁之志和现实追求；时而以高鸟如鸿鹄、海鸟寄其逍遥之梦；时而借孤鸟寒鸟起兴，写其孤苦之思。各种不同的飞鸟意象，折射出阮籍不同的心理侧面，最终建构了阮籍复杂、矛盾的多重人格。《咏怀诗》第一首云：“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徘徊”二字，既为八十二首《咏怀诗》奠定了基调，也反映了阮籍和其他竹林名士共同的人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