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城鼓动”，说的是凌晨时分。凌晨击鼓是唐代京城的作息制度。后代写旧体诗词都喜欢以古说今，王国维当然也不能免俗。“兰釭灺”是说油灯已经点干了而自动熄灭。耳中听到城中的晨鼓，睁眼看到油灯熄灭，这代表了夜已结束，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睡也还醒，醉也还醒”这两句的口吻中，有一种不甘心和不情愿的情绪在。是睡还是醉，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逃避，不敢面对现实。“忽听孤鸿三两声”这句是对前面的一种含蓄的回答。“孤鸿”就是“孤雁”，而且“孤鸿”意味着在奋斗的道路上没有伴侣和得不到理解。
“风前絮”，是说柳絮。暮春时节柳絮飞时纷纷扬扬，把天地搅得一乍朦胧。接着“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是说人生的悲欢离合就像风关的柳絮一样，最后结局也化作满江浮萍流水而去柳絮在诗词中常代表着一种缠绵、迷惘的情意，落入水中化为浮萍是这美好情意的一种令人感伤的结束。“人生也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这几句，似乎已经把人生看透了。
这首诗通过对自诩豪侠的市井少年的刻画和揶揄，表达了诗人对当世侠士的失望，也隐含着诗人对理想侠士的渴念。开头两句是市井少年的自夸之辞，三四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骄狂之态，五六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躁进，结尾两句是对自诩豪侠者的揶揄。全诗用典贴切生动，意蕴曲折幽微。
首联两句是市井少年的自夸之辞。夸说武器的锋利，实是吹嘘技艺的高超，自诩利刃天下无双，犹言自负绝艺天下难敌。
颔联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骄狂之态。“襄阳走马客”，此句并非实指，而是借襄阳历史名人来喻写所谓的侠客。襄阳历史上与骑马相关的名人，一是晋代镇南将军山简，他驻守襄阳时，经常醉后策马狂奔，自比中原健儿；另一个是梁武帝萧衍，他做襄阳守将时，积极备兵秣马，准备进击立都扬州的齐东昏侯。两个襄阳名人，一个醉后纵马，骄狂放荡，一个备马盘缰，立意杀人，确与骄狂无忌、渴望杀人的市井豪侠有几分相像，故喻之为 “襄阳走马客”。
颈联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躁进。他急切地想杀人立威，嫌日子过得太慢、太无聊。朝、暮，既有自朝至暮的意思，也有朝朝复暮暮之意。两句诗都表达同一个意思，以重复的笔法铺写其百无聊赖。这种嫌恨似是未曾杀过人者对于挺阳杀人的盲目向往，大言惑众，并非职业杀手未得新雇主时的恼恨。如果已杀过人，未必会如此张扬。李白《侠客行》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见报仇杀人者，定会隐身远遁，不会喋喋不休地向人夸说自己有“辞乡” 的利阳，渴望锋刃饮血。
尾联两句是对自诩豪侠者的揶揄。这与开头两句遥相呼应，开头是“豪侠”的自我吹嘘，结尾是对“豪侠”的当头棒喝。言外之意是说，自称能仗阳杀人的侠客，未必真有过人的本领，恐怕多半是言过其实的市井少年，连照看自身都未必能做到。
此诗的主旨是通过对自诩豪侠的市井少年的刻画和揶揄，表示对当世侠士的失望；而在失望之中，实隐含着对于理想侠士的渴念。这后一层意思，透露出凄苦落寞而又激愤不平的身世之感。诗中曲折幽微的意蕴，非潜心涵咏，难以索解。
此诗另有一说，认为李贺亦用“阳”这意象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的高度自诩和自信。诗人是用阳之锋利喻自己才能之卓异，谓志士有四方之意，怀抱利器，只知为人，不知为己，却终不得一试。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苏轼知登州任，到官五日，调回京师。一年之间，三迁要职，当上翰林学士。贾讷这时将到作者故乡眉州作官，作者故作诗相送。
这首诗，是作者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
《沈园二首》乃陆游触景生情之作，此时距沈园邂逅唐氏已四十余年，但缱绻之情丝毫未减，反而随岁月之增而加深。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回忆沈园相逢之事，悲伤之情充溢楮墨之间。
“城上斜阳”，不仅点明傍晚的时间，而且渲染出一种悲凉氛围，作为全诗的背景。斜阳惨淡，给沈园也涂抹上一层悲凉的感情色彩。于此视觉形象之外，又配以“画角哀”的听觉形象，更增悲哀之感。“画角”是一种彩绘的管乐器，古时军中用以警昏晓，其声高亢凄厉。此“哀”字更是诗人悲哀之情外射所致，是当时心境的反映。这一句造成了有声有色的悲境，作为沈园的陪衬。
次句即引出处于悲哀氛围中的“沈园”。诗人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六十八岁时所写的《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序》曰：“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按：实为三十八年）尝题小词壁间，偶复一到，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并有“坏壁醉题尘漠漠”之句。那时沈园已有很大变化；而现在又过七年，更是面目全非，不仅“三易主”，且池台景物也不复可认。诗人对沈园具有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与唐氏离异后唯一相见之处，也是永诀之所。这里留下了他刹那间的欢喜与永久的悲，《钗头凤·红酥手》这首摧人肝肺之词也题于此。他多么渴望旧事重现，尽管那是悲剧，但毕竟可一睹唐氏芳姿。这当然是幻想，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又希望沈园此时的一池一台仍保持当年与唐氏相遇时的情景，以便旧梦重温，借以自慰。但现实太残酷了，今日不仅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非复旧观。诗人此刻心境之寥落，可以想见。
但是诗人并不就此作罢，他仍竭力寻找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于是看到了“桥下春波绿”一如往日，感到似见故人。只是此景引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伤心”的回忆：“曾是惊鸿照影来”。四十四年前，唐氏恰如曹植《洛神赋》中所描写的“翩若惊鸿”的仙子，飘然降临于春波之上。她是那么婉娈温柔，又是那么凄楚欲绝。离异之后的不期而遇所引起的只是无限“伤心”。诗人赋《钗头凤》，抒写出“东风恶，欢情薄”的愤懑，“泪痕红浥鲛绡透”的悲哀，“错！错！错！”的悔恨。唐氏和词亦发出“世情薄，人情恶”的控诉，“今非昨，病魂常恨千秋索”的哀怨。虽然已过了四十余春秋，而诗人“一怀愁绪”，绵绵不绝，但“玉骨久成泉下土”（《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一切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只要此心不死，此“影”将永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