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鼓吹歌十八曲之《君马黄》歌辞为:“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按明人胡震亨解释,这是一首隐言交友不终,各奔东西的诗歌。但“后人拟者,但咏马而已”,似未解其意。诗人李白不但深得其解,而且加以发明之,借以歌颂朋友相知相救的生死友谊。
开头四句咏马起兴,以马色之不同作反衬,言人心之无猜。马色一“黄”一“白”,对照鲜明;马色与人心相比,一异一同,相得益彰。接下二句承上而来,写“我”与友人骑马外出游乐,双双行进在洛阳路上。洛阳是东汉的京城、唐代的东都。那里市井繁华,名胜林立,是游冶之佳处。“双行洛阳陌”一句不仅点明此行之豪壮,而且表现了行影不离之友谊。这好似李白与杜甫的交游:天宝三载(744)三月,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之后,曾到过洛阳一次。当时杜甫也在洛阳。于是两位大诗人相会了。从此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翌年,杜甫在齐州所作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虽是他俩同游历下的情景,但从中也可想象到他们当初在洛阳相识时,也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的。
下二句为了渲染人物之显赫,还描写了他们的衣着和饰物:佩着长长的宝剑,闪闪发光;戴着高高的红冠,十分耀眼。这样的装饰,不仅表现了外在美,而且揭示了他们超凡的精神世界。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诗中说:“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之所以“好此奇服”,是因为怀信侘傺,不见容于世,故迥乎时装以示超尘拔俗。李白与屈原千古同调,所以其崇尚也有相似之处。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二句一从经济着笔,一从政治落墨,意在表现他俩不寻常的社会地位。以上二句极言他俩家资丰厚,靠山坚实。
“猛虎落陷阱,壮士时屈厄”二句转写友人遭到了不幸:正像奔突的猛虎有时不免误入陷阱一样,壮士也会遇到暂时的困迫。猛虎乃兽中之王,啸震山岗。落难亦不落威。此句以猛虎作比,言壮士落难后仍不失当年之威风。
最后两句紧承上句诗意,既是对落难朋友的回答,也是诗人情志的抒发。“相知在急难”一句正体现了“危难见真交”的至情。俗语云:“人在难处思亲朋。”能急友人之难的人才是真正的“相知”,所以诗的最后说:一个人自顾自身修好,那会有什么益处呢!此句似他问似自语,余意不尽,惹人深思。
这首诗虽然以乐府为题,写汉地言汉事,但诗的主旨却是为了以汉喻唐,即通过咏史来抒发诗人贵相知、重友谊的襟怀和赞颂朋友间彼此救助的美好情操。
此诗采用乐府体,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歌色彩,而且融进了李白诗歌所特有的豪放风格。语言明快而活泼,格调清新而自然,字里行间充满了豪宕之情。因此,高棣说:“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第三卷《正宗》)
李白感情充沛,瞬息万变。为适应感情表达的需要,他的诗在结构上也变幻多端。此诗也如此,言事抒情既一气呵成,又抑扬有致。开头至“俱为五侯客”,是平叙,但调子步步升高,至“长剑”以下四句蓄势已足,然后突然一转——“猛虎落陷阱”,好似由高山跃入深谷,诗调变为低沉。最后二句调子又一扬,既承且转,似断实联。全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
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不仅封住了柴门还堵住了道路,那些踏着新竹来欣赏竹林的人,来到我这我都怒而不欢迎!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爱护竹子的心情!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先写延客之状。草堂初建,居幽而地僻,很少造访之人。忽闻通报,有贵客来临,只得循礼恭迎。但“老病人扶”,“再拜”起伏,实感艰“难”。诗中明显表现出年迈多病,不胜应酬之苦的不悦。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写惊讶之情。从上句看,此宾当是耳闻杜甫文名,特通报相访的。“岂有”、“漫劳”四字,在这里起了宾主对称作用。“我岂有文名,您徒劳过访”,运用散文的笔调,驭律诗的对法,傲岸之态可掬,嘲讽之意自见,很能体现杜甫七律诗的特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写款待之事。上句易“宾”为“客”, 既避免与诗题相重复,也为了平仄协调。言下之意:你这位“佳客”,入门就“坐”,“淹留”“竟日”,我虽不能盛馔相饷,也算尽礼了。“百年”意同一生。下句说:我一生食“粗粝”,身为“腐儒”,款待不周,还望多多包涵。在自谦中实含自伤之意。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特致歉意,兼邀贵客重来。诗人说:如果不嫌“野外”“供给”菲薄,还望“乘兴”再“来看”花。这是客套话,也有送客之意。嘲讽之意,隐约可见了。
此诗诗题虽突出“宾”字,但在写法上,却处处以宾主对举,实际上突出的是诗人自己。从强调“幽栖”少客,迎“宾”为“难”到表明“岂有”文名,漫劳垂访,到如果不嫌简慢,还望重来看花,虽始终以宾主对言,却随处传达出主人公的简傲自负神态。“岂有文章惊海内”,“ 百年粗粝腐儒餐”,在杜甫笔下,一为自谦之辞,一为自伤之语,也是诗人自慨平生的深刻写照。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这首诗的构思围绕着一个“光”字。全诗四句,每句都烘托出一种光。
第一句写清秋之夜,江上的点点渔火,给人以清冷宁静的感觉。第二句写一弯残月的迷蒙之光映衬着岸边的树村。是一幅宁静安详的水墨画;第三句写江中波光流动,时时惊醒宿鸟。这句是以动写静,江水流淌,宿鸟被闪闪烁烁的波光惊醒,不时发出鸣叫声,其中动的因素更增加了静的感觉。最后一句是以静写动,萤火虫的翅膀被露水打湿而停止飞翔。这种艺术想象仍是以夜空中流萤飞动,留点点光亮为基础的,现在虽然没有流萤,但夜空下流萤闪动着朵朵光亮的印象深深保留在诗人的记忆中。这句话虽事实上反映的是没有流萤,却收到了流萤飞动的效果。渔火、残月、波光、流萤在夜幕里交相辉映,错落有致,形成静夜下的一支夜光曲。
诗人用笔灵巧工细到了极点,先引读者进入秋之深夜的江上环境,接着带领读者去体验水鸟、流萤的感觉。在对鸟和虫的感觉中,诗人写出了环境的气温和湿度,写到了宿鸟和流萤,以及残秋的风露。鸟和虫不但起了烘托环境气氛的作用,而且它们已经和全诗的意境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开阔而深沉,浑厚而尖新,表现着诗人安详、平和、幽深的情感。
这首诗写法纯用白描,妙在挥洒而工细,将明晰(后二句)和模糊(前二句)结合在了一起。形象上统一了月下秋江的大和水乌流萤的小,也统一了鸟和虫的动和静、惊扰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