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军旅生活的艰辛。薇，野菜，即野豌豆苗。白天我们到山上去采野豌豆苗，因为到黄昏的时候会很饿。溪谷中风很大，又有霜露打湿大家的衣裳，真是非常寒冷。野鸡的叫声遍布山野，猿猴在相互追逐。
在这样的荒郊野外，不免使人回望故乡，然而，故乡又在哪里？忧郁如石头一般垒积胸中。每座山都有山崖，每棵树都有树枝，可我内心的忧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人知道。
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就像河里的那一只小舟，随着水波流转，也不知道会停在哪里，这就好比是我们的人生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停泊。
还是披上我的皮裘，骑着良马，在飞驰中暂时地忘却这人生的烦恼吧。
从此诗我们可以看到，曹丕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人。在远离故土的荒郊野外，不免会产生莫名的忧愁，但这忧愁从何而来、到何而止，我们谁也不知道。而这人生，似乎也正如这忧愁一般，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到何而止。因而，还是暂时地忘却吧，不要去想它。
在李商隐诗集中，有些诗以首句二字或几字为题。而诗题与诗意却不相涉，性质类似于无题。这首《一片》也属此类。全诗借叹咏琼英、和氏璧、象牙雕成的楮叶而自叹不为世人所重，表现了怀才而不见用的愤懑和痛苦之情。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诗经·齐风·著》：“俟我于堂乎而？充耳黄乎而？留之以琼英乎？”诗人借琼英寄兴，言自己甚有美才，名声极高，堪为王佐。此句理解为正面赞美琼英、赞美己才当然是不错的。但《著》一诗，“诗序”又说：“刺时也。时不亲迎也。”自《楚辞》出，男女婚恋又常常用以象征君臣间的关系。李商隐地位卑微，未必有廷见龙颜直接得到拨擢的奢望，但综观其诗作，诗人确有希翼得到权要荐引的愿望，他的另一首《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云：“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造佳期更后期。”冯浩曰：“似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咏，非情词也。”如果将首句仅仅理解为自我赞赏之词似末免较肤浅。这一句既是诗人对“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发出要求引荐的呼喊，又是为得不到这些“能荐士者”“亲迎”所发的浩叹。和氏壁为连城之宝，名不虚传，但从它的发现到为世人所知，却颇多周折，和氏本人的双足先后也被不识宝的国君所刖。和氏悲愤地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连城瑰宝和氏璧在其未被玉人所理时，正是形同顽石。诗人的才华未被发现、未被发挥时也是名同诳士。次句在赞美和氏璧的同时，也同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象矛楮叶，良工巧匠花了三年时间才雕琢成；作为一件艺术品，其颜色、厚薄、平斜，维妙维肖，足以乱真。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也是经过长期砥砺、磨炼、积累而成的，但有才华的人被混于芸芸众生中，自然不能识别出来。“真为累”，“累”字下得极痛。在封建社会特殊的环境中，不少士人有才而不遇，更不能尽施才能，甚至穷困潦倒。他们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以至将才能、才干当成一种“累”——精神上的包袱或负担。赵壹《刺世疾邪诗》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鲍照《拟行路难》云：“自古圣贤尽贫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这些不满和牢骚，皆可视为此诗“累”的注脚。李商隐亦终身受累，终于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这首绝句用了三个典故。首二句不写正面写反面，琼英、连城璧虽以赞美的口吻出之，而慨叹才华不展之意已在其中。后两句“真为累”，“不直钱”，直接作意。比起其他“无题”一类的作品，此诗情调激愤，胸臆也较直露，主题显然也醒豁得多了。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