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第三、四句“只看云断成飞雨，不道云从底处来”意思是人们只知道雨是从云的缝隙里落下，不知道云是哪里来的。其中“只看”“不道”反映出云腾致雨的现象人们经常可见，但虽是日常所见，却很少有人去追究云从何处来，所以这首诗揭示了人们对日常现象习以为常，少有追根求源的现象。“云断成飞雨”是人们日常所见的景象，“云从底处来”即云雨究竟从何而来是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诗歌告诉我们人们只关注现象，却不深究其背后的实质，因此这首诗旨在告诉人们，无论修身处世还是治学力行，只有透过事物探究其根源本质，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深刻，人生才能有更大的收获的道理。
第二首写到汹涌的泉水劈开青翠的山峦呼啸出，飞流直下，断枝枯木没有任何存身之处，直到冲到平原地区，这泉水才变成一川青碧的江水，平静自在地缓缓流注。这里面通过“擘开”“吼奔”写出了泉水经过的艰险，最后又运用了“自萦回”，写出了经过千难万险的泉水变成了一川青碧的江水，平静自在地缓缓流注。所以第二首诗启示我们，事业的成就，在于奋斗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从修身处世方面讲，要达到澄澈的境界，就要经历千难万险，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也要冲破阻碍，一路向前。
第三首小诗由叙而生感，因事而生议，体现了因小见大之意。首两句叙事：作者随着流水寻找溪水的源头，可是走到源头却又感到一片惘然。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源头之水又是从何而来。由此而引出第三句的感触：世界万物之源是很难找到的。这是唯心主义学派必然走入的死胡同。不过这里所指的万物之源是指程朱理学的宇宙观和伦理观，他们认为世界万物由太极而生，所谓“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那么，太极又是什么生的呢?是“无极”。“无极”又怎么样来的呢?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正如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的起源找不到答案时，便用“上帝创造了人类”来解释一样。正因为作者认为真正源头是永远找不到的，所以只能以“倚筇随处弄潺谖”自我安慰来结束了。
这篇赋首先描绘了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然后探讨了"士"在两难境地。最终，表现出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将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整篇赋着重于理论阐述，少用夸张铺叙的辞藻，即使抒情部分也比较含蓄深沉，显示出浓郁的儒家色彩，展现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这篇赋描写了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即使放在现在看，仍能感受到那时文人面临的无奈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这段文字豁达而令人折服，其中的阴郁和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首七言律诗是诗人在《西游记》第三十六回中所写，从各个方面描述了明月当空之时，世间万物归于沉寂的景象，且诗中从十到一的数字排列，也给此诗带来了独特的趣味。
首联“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便有恢宏气势，从一个广大的视角来开篇。大地上的十里长亭已经没有旅途中的人过往，浩瀚的九重天繁星点点。诗人承题写夜晚之景，先以远景来铺排气势，从茫茫大地到万里苍穹，尽是夜景。
颔联“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转入对城池、河港的描写。各色河港里的船只都停止活动，回港休整;各府各县也都紧闭门户，不再办公。这里“八河”“七千”皆是虚数，极言河港、府县众多。
颈联“六宫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融合了四个数字，写出了万物俱寂的景象。并承接上联。州县之外、皇宫之内、五府之中皆是休息的时候，大小河流里也都没了垂钓的人儿。这样就与颔联结成一体，对人世间各种人的活动都交代了一遍，体现出夜晚来临人们都不再活动的特点。
尾联“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交代了上述景象产生的缘由，钟鼓声响起，休息的时间已到，一轮明月挂在天空，而世间已经没了动静。两声清脆的钟鼓辉映托升出一轮美好的明月，整个意境也就形成了。
整首诗大气磅礴，从各个角度来写寂静的夜色，景物布置构思精妙，颇具匠心。数字的加入，使得诗歌更有韵味和节奏感。
纳兰之心，细致到微小的野果亦能勾起忧虑重重。
《元霞宫记》中有对红姑娘描述道： “金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西风瑟瑟惹得些微寒意，翠袖斜倚阑干，清清朗朗的，红姑娘好似少女般温婉可爱。花冠似有丝织之感，美艳轻柔，殷红之色视同红玛瑙，红姑娘形色甚是好看。首句“骚屑”，意为风声，汉时刘向《九议·思古》中有“风骚屑以摇木兮，雪吸吸以湫戾”。
行文至此皆是刻画红姑娘之态，读来惹人喜爱，可以想象一片葱郁之景，引得人心随它沉醉在一片风情之中。霞前半部分基调积极，呈现的多是欢愉。
但至下片语意顿转，质问“霞宫事往凭谁问”，霎时转为沉重的历史之思，洋溢的许是悲苦之意。朱颜无恙，过往何存，野果如今还依稀尚存，葱葱郁郁美好地保留着，点缀着这个世间，当年王朝却早已沦为陈迹。依稀只记得当年元代至正年问，宫殿前的红姑娘争相娇艳，宫中女子争相采摘插戴，一派活泼场面。而今只留萧条旧宫，美景依旧，对比之下更显得寥落。
至正年间用作背景，自有深意。至正即元惠宗顺帝第三个年号，霞时值元末。顺帝昏庸，不谙权术，有一年元朝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加之为治水加重徭役，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后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最终，元朝灭亡，政权为朱元璋所夺。霞至正年间这一时代背景隐藏些耐人寻味的意味。纳兰借用此典，表达的或许是今昔之叹，又或许有对时下的深深忧虑。
再细究“无恙是朱颜”，又要联想纳兰对后主词的偏爱。这朱颜一词，正是因李后主的绝笔《虞美人》而出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每每轻诵此句，都是满怀的怅惘无奈。 “欲语泪先流”的凄婉动人，都寄附于犹在的雕栏玉砌上，偏是为了那不再的朱颜。传达之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百般无奈，与纳兰的“霞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一句，可谓异曲同工。纳兰迷后主之词，确实得其精髓而不失纳兰之风。
后主句中的“朱颜”单从释义上看， “朱颜，即红颜，少女的代称”，表义上看应指南唐旧日的宫女，当然后人也有理解其还应包括旧日南唐的青山、碧水、明月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当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从一个尽享君主之乐的国君沦为亡国之俘，辛酸不已，每日以泪洗面，霞感叹，当初“物是”，如今“人非”。
纳兰深得后主词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叹得沉郁内敛，自有精魂。花草之趣，植株争艳之景，人处虽小，小中见大。历史遗恨，不用说尽往昔风华绝代，只需轻轻勾勒当下的细枝末节，就足够令怀史之人，流尽含恨之泪。
深感今昔之别，变迁之苦，而今之世，也不知能否安定。扼腕之痛，忧心之苦，郁结之人，轻轻问道： “霞宫事往凭谁问”就足够引人哀愁万分。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