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卧病之机，率羽林军发动政变，诛除武氏佞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迎中宗复辟。
这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当时影响所及，一批文人朝士因“倾心媚附”二张而尽数被贬至岭南各远恶诸州。作为武氏朝廷的著名词臣的宋之问，自然难逃此厄，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一带）参军。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与宋之问同时在朝的诗人。唐代习惯用兄弟排行的行次与人名并称，如杜审言排行第五，称杜五审言。其余几人的称谓亦如此。他们都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交往而得罪被贬往岭南的。宋之问因病晚行，当途经端州驿时见杜、沈、阎、王各题诗于壁上，便感慨地写了这首诗。这首诗虽即兴而作，但情感充沛，语言流畅，生动感人。前人曾评说，宋之问“运笔如舌”，“古诗多佳”。这首七言古诗就是一个例证。
诗的开头两句，语言平直，如同与四位朋友相对而言：“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臣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北方流放到南荒，原以为在南荒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想想远离家乡能有朋友作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岂料南中歧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意思是说：谁料到南中会有这么多岔道，千山万水使各个乡县重重相隔，哪里还能见到朋友们的面呢？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深沉的懊丧和哀愁。“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是写对朋友们的思念的。一般形容分离，或说“云飞雨散”，或说“雨飞云散”，宋之问独用“云摇”一词来表现他在《桂州三月三日》诗回忆早年飞黄腾达的情景时说：“风举云摇入紫微。”
正所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贵为朝臣，不能单凭个人的才力，尤其是在唐代，知识分子要得到重用，必须有达官贵人举荐。宋之问是深明个中奥秘，而且也深有体会的。他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或许也正是想乘其“风举”、“云摇”吧。岂知武则天病危，张易之被杀，而他也受到了株连。
这里的“云摇”有暗指皇威或政治势力之意，后者使他们象雨点般散落四方。“翻飞”也含有命运不测之意。“海阔天长”说明朋友之间相距遥远。杜审言流放峰州，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部；阎朝隐贬崖州，即今海南岛琼山县，都要过海才能到达贬所。而沈佺期谪迁驩州，即今广西崇左县，相传是舜放驩兜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宋之问要去的贬所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都还很遥远。古代交通不便，因此诗接着说“音信稀”。彼此之间难以来往和互通消息。“音信稀”又和“每相见”遥相照应，更增强了悲凉的情味。
诗人在驿前孤寂地思念着同样遭遇的朋友，为朋友和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上句是写虽然各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瘴疠，山川满目凄情。下句以深沉的长叹收结了全篇。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被贬谪的人初到岭南都有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比宋之问他们早一年多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在那里。与高戬同时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的张说于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被赦返京，再过端州时题有《还至端州驿站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宋诗的结尾“自怜能得几人归”，也许是看了张诗有感而发的。
这首七言古诗平易晓畅，明白如话，于平易中见奇妙。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贴切自然，而且极富表现力；恰切地运用了双声、叠韵及重复，读起来音韵和谐，错落有致。全诗八句话，五十六个字，写得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就此诗而言，由见题壁而引发对友人的思念，进而表露被贬岭南的愁绪，其情感发展由失望感伤、孤独寂寞而凄苦愁虑、迷惘忧惧，真切地道出了被贬的内心心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峻峭。作者用夸张与想象写出奇峰凸起的壮观景象。他用“刺破青天”的宝剑形容山的峭拔陡直，这把锋利的“宝剑”把天都刺破了，可是锋刃一点也没有残破。山的峭立与峭锐被诗人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古往今来写山的诗句中，可谓无与伦比，石破天惊。而最后一句的想象更是神奇，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缺，断鳌足以立四极。”神话中的天柱支撑起天空，诗人引用其意，说被刺破的青天仿佛要掉下来，幸亏这些山像坚挺的柱子支撑起天空，使之不致坠落，从而表现出山的雄伟、坚实。与上两首词相同，对山的描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与山一样顶天立地、坚强挺拔的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像这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这擎天的石柱，坚不可摧，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的这三首小令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云贵山峦的气势形貌。它们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诗人用如此气势磅礴的笔法来写小令，这在词的创作史中前无古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领袖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用山的矫健妩媚来写自己的个性品格。这种散文化的写法已经是对传统本色词的突破，而千载之后的伟人毛泽东则更为大胆地运用比喻想象的手法，使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写出了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小令。虽然宋末的风雅派词人张炎曾说，“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乃佳”（《乐府指迷》），强调的是小令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魄胸襟，才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小令，可以说是大手笔、大气概。
这首小令从多方位、多角度描写杭州西湖的水光山色，绘出西湖碧波荡漾、荷花飘香、晴阴皆美的自然风光，展示出一派欢歌笑语、天顺民昌的盛世之景。全曲赞美西湖生气盎然、甜美和熙、胜似“天堂”，展示出一派欢歌笑语、天顺民昌的盛世之景，溢美之词漾溢其间。
开头“里湖，外湖，无处是无春处”，总览西湖之春，写出了武林胜境韶光好趁、春色满眼的诱人景象。西湖以以苏堤为界分里湖和外湖。“无处是无春处”句，并不避讳两个“无”字，自然巧妙，虽不去写具体景观，却展示了一个春到西湖，生机盎然的总印象。
“真山真水真画图，一片玲珑玉”两句进一步渲染春满西湖的景象，先以画图作比，又以美玉相喻，景象就更为具体了。仍然是总览全景，不求细致描画。“真山真水真画图”句甚妙，明明是真山真水，而不是图画，偏说是“真图画”。三个“真”字，与上句的两个“无”字，又造成了呼应，使语言呈现出故意重复用字的规律美。“一片玲珑玉”，总括西湖之澄澈明净，犹如玲珑剔透的美玉，而且是一片，不是一块。这种写法局部上有所模糊，总体感却是十分突出的。
“宜酒宜诗，宜晴宜雨”两句，是写西湖的迷人风景无时无处不撩人心动。诗酒唱和于西湖之上，面对绮丽景致，更发人豪兴，牵惹诗魂。“销金锅”，喻西湖是个挥金如土用钱如沙的胜地；“锦绣窟”，喻西湖如衣锦披绣的窟穴。二句极写繁盛，含无限感慨，有赞叹，也有思索。
结尾“老苏，老逋，杨柳堤梅花墓”，以林逋和苏轼二人的高节，映衬西湖的格调清雅，并以苏堤和孤山作为西湖有代表性的景观，以收束全曲。如果说全曲前半部分写西湖是一片玉，后半部分就是具体写西湖的两个珠：苏堤和孤山。有全景也有局部，写轮廓也写细部，整个西湖春色就尽收眼底了。
从写法上看，此曲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笔简淡而又粗豪，多以全景和远景出之，不弄小巧，使画面具有淋漓酣畅之美，即使写具体景观，也以写意笔法为之，点到即止，全是远眺式的。在风格上，此曲一反《朝天子》曲牌“感叹伤悲”的传统，变为粗豪酣畅，颇有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