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一位宫女扮好新妆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全诗抒写宫怨闺情，但与其他同类诗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的传神刻画，表现了她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别出心裁，富有韵味。
白居易原诗开头是以“低花树映小妆楼”来暗示青年女子，而刘禹锡和诗“新妆宜面下朱楼”说得十分明确，而且顺带把人物的心情也点出来了。诗中女主人公梳妆一新，急忙下楼。“宜面”二字，说明她妆扮得相当认真、讲究。看上去，不仅没有愁，倒似乎还有几分喜色。艳艳春光使她暂时忘却了心中苦恼，这良辰美景，使她心底萌发了一丝朦胧的希望。
刘禹锡诗的第二句是说下得楼来，确是莺歌蝶舞，柳绿花红。然而庭院深深，院门紧锁，独自一人，更生寂寞，于是满目生愁。从诗的发展看，这是承上启下的一句。
诗的三、四两句是进一步把这个“愁”字写足。这位女主人公下楼的本意不是为了寻愁觅恨，要是早知如此，她就不必“下朱楼”，也不必“新妆宜面”。可是结果恰恰惹得无端烦恼上心头。这急剧变化的痛苦的心情，使她再也无心赏玩，只好用“数花朵”来遣愁散闷，打发这大好春光。“数花朵”的原因当亦有对这无人观赏、转眼即逝的春花，叹之、怜之、伤之的情怀。就在她在默默地数着时，“蜻蜓飞上玉搔头”。这是十分精彩的一笔。它含蓄地刻画出她那沉浸在痛苦中的凝神伫立的情态；它还暗示了这位女主人公有着花朵般的容貌，以至于使常在花中的蜻蜓也错把美人当花朵，轻轻飞上玉搔头；而且也意味着她的处境亦如这庭院中的春花一样，寂寞深锁，无人赏识，只能引来这无知的蜻蜓。真是花亦似人，人亦如花，春光空负。“为谁零落为谁开？”这就自然而含蓄地引出了人愁花愁一院愁的主题。
有人说：“诗不难于结，而难于神”。这首诗的结尾是出人意料的，诗人剪取了一个偶然的镜头——“蜻蜓飞上玉搔头”，蜻蜓无心人有恨。这个结句是在回应“思量何事不回头”而设计的，它洗炼而巧妙地描绘了这位青年女子在春光烂漫之中的冷寂孤凄的境遇，新颖而富有韵味，真可谓结得有“神”。
这首词表现浪迹天涯的游子，急切盼归却又归期难定的苦闷心情。上片初闻杜鹃啼叫，触动情怀，感觉鸟儿在殷勤地与行人说话。下片写不断地听杜鹃啼叫后，心情变得十分烦躁，埋怨鹃鸟在作弄人，曲折地反映了生活对人的作弄最后用反跌之笔，强化了游子有家难归、孤独烦闷的心态。这首词构思巧妙，情感真挚，语言流丽，有一定的感染力。
上片写羁旅行人梦中得到杜鹃“殷勤”劝慰：山色青翠、春深花繁之时，流莺漫不经心地随意飞鸣，唯有杜鹃善解人意，于百花深处向行人殷勤劝慰。“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写鹃啼的环境和季节。青翠的山色，如何逊“《仰赠从兄兴宁真南》：“高山郁翠微”；也用以指代青山，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与客携壶上翠微”。此处指青山，说在靠着青山的十里楼台的旁边，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深处，听见了杜鹃啼叫。
“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说杜鹃在花间不断地叫着，好像对“行人”很有情感，不惜“殷勤”相告，比起黄莺的随意飞动，对人漠不关心，大不相同。黄庭坚《次韵裴仲谋同年》：“烟沙篁竹江南岸，输与鸬鹚取次眠。”也是用这个词来写鸟。“行人”走在春色绚烂的优美环境中，心情本来是会愉悦的，但因为离家作客，所以听了杜鹃叫声，不免会引起思家之念，作客之愁。那么，词中所写的美丽景色，又正好为杜鹃叫声的感人作了反衬。
下片写杜鹃对行人梦醒之后的声声规劝：羁旅之人一梦惊醒，已是阳光明媚，杜鹃仍在喋喋不休，“声声只道不如归”，本是好心规劝，谁知却帮了倒忙，反而使得羁旅之人益发孤寂、更多春愁，惹得他久久蓄积在心的思归怀人之情倾泻而出，再也控制不住，因而斥责杜鹃，“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惊梦觉，弄晴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在晴朗的春日，杜鹃偏又卖弄它的叫声，“行人”从梦中惊醒，听到的还是声声的“不如归去”。前面路上初闻鹃啼，感到“殷勤”；听得太多，睡在床上也被叫得不安，叫的又是一句人所做不到的话，那“行人”心中自然也就变得有点烦躁了。
“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不是自己不想回家，只是自己不能决定归期，生活不能由自己主宰，没有什么办法。结句以反诘句收束全词，突出行客思归怀人之深切，点明本词题旨，同时又回答了杜鹃“不如归去”的声声规劝，句法巧妙，抒情委婉沉郁。这是在烦躁中的思念，说是自言自语行，说是对杜鹃的回答也行。这里表面上有埋怨鹃鸟无知、强聒难耐的意思，但归根到底，是对真正“作弄”人的生活遭遇的愤慨。这片词，话说得比较直致，但内容还有曲折。
同样听到一种鹃声，不同的诗人、词家，可以从各自的处境、各样的角度写出不同的感受。杜荀鹤的“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是愤慨文章无用之言；韦应物的“邻家孀妇抱儿泣，我独展转为何情”，是同情丈夫死在外地的寡妇之言；朱敦儒的“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鹃啼”，是痛心国土沦陷，南北亲人不能团聚之言；范仲淹的“春光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是豁达之言；杨万里的“自出锦江归未得，至今犹劝别人归”，是诙谐之言。晏几道这首词，则是对浪迹在外、有家难归的生活的叹息之言，写得真切，有一定的感染力；结尾两句，用反跌之笔表曲折之情，意境尤深。
此诗与《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大雅·緜》《大雅·皇矣》《大雅·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诞生、经营农业，公刘迁豳，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王季继续发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灭纣，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只是《诗经》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编辑在一起，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朱熹说它和《大雅·文王》那篇一样，“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其实此诗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总观这组六篇诗文，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
全诗八章。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第一、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来，颇有参差错落之美。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以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写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不国”。四章又说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与首章遥相照应。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敌军虽盛，而武王斗志更坚。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全诗时序井然，层次清楚，俨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发展史。
诗篇以“天命所佑”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灭商，是此诗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诗人著笔，历述婚媾，皆天作之合，圣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应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不的。因此，尽管诗意变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还是有认识价值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生动具体；牧野之战的描绘，更显得有声有色。“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一连三个排比句子，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师，更显得坚强和有力。“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于它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呆板和单调，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诗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