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见到檀道济故垒，回想檀道济被枉杀一事，顿生感慨，故首两句即以“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伤之，对檀道济的无罪被杀这一深悲极痛之事一掬同情之泪。然虽伤之，亦含赞颂景仰檀道济之意，此从将檀道济比喻为巍巍万里长城可见。这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抒发其沉痛情感。次句“荒营野草秋”，以眼前荒凉萧条之景寄托其悲凉沉痛之思。由于诗人心头别有一层现实的凄楚哀感在，因此一登旧垒，便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数百年前遭冤被害者的愤怒的抗议声立即在耳际回响。这种历史与现实在心头的交感共鸣，不是说明诗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而是说明诗人需要借助历史来抨击现实，抒发积愤，悼念友人。诗人的友人王叔文是中唐的政治家。在唐顺宗支持下，他主持永贞革新，兴利除弊，曾使“人情大悦”。后来不幸被宪宗“赐死”。诗人认为这也是自坏长城。三，四两句化用民谣入诗。据作者自注： “史云：当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檀道济的被杀，尽管宋文帝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同情在遭冤者一边。这首民谣就是最好的证明。
全诗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王叔文的无罪被“枉杀”，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的判别，人民的同情也在王叔文一边。借古人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而又妙在不肯说破，遂使全诗意蕴深厚，寄慨无穷。
上片词人回忆了作者与丰真州相聚共饮的情景，然后感叹自己流落江湖的困境。下片具体抒写作者的劝勉，表达自己盼望对方出马挂帅，驰骋疆场，早日抗金复国的迫切心情。全词笔力豪健，气势浑厚，用典巧妙含蓄。作者通过对中原沦丧区的怀念和对友人的勉励，抒发一腔爱国热情。
上片开头三句紧扣词题，回忆与丰真州相聚时用金罍盛酒的深情厚谊，感叹别后自己流落江湖的不幸处境。以“光阴荏苒”来表达自己对光阴虚掷、无所作为的苦闷，再加上别前与别后两样不同的境遇和心情，更有力地反映眼前心境的悲凉。正因长期流落江湖，一生在仕途上又不得意，便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世事不堪”两句便表现他对“世事”的厌恶、看不顺眼，看多了只有使自己“两眉长皱”。这一神色，说明是何等使人难堪，逼真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无穷怨恨，言下也是告诉人们对“世事”应采取否定的态度。因而这里的“世事”就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与时局、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国事；是对南宋王朝主和派推行投降政策，压制、排斥抗战人才，倒行逆施，不图恢复的“大政方针”而言的。表明作者积极抗金复国的鲜明态度。因此，尽管对“世事”否定，对中原沦丧区仍是满怀深情的，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后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当他东望故人，眼前是“木落山空天远大，飞鸿北去”的一片凄凉景象时，却使他久久伤怀。由怀念故人，见大雁春天北飞而联想到北方的中原失地，不禁同情、痛苦、愤恨一齐涌上心头。“伤怀久”三字从时间上表现感伤之深。由此也见到作者虽是“江湖宿留人”，但并不是专意纵情山水，真正不关心“世事”，而是殷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惦念着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天下事”。因而才以询问的口气向友人提出“天下事，公知否”的事来。这一方面表达他心里是装着“天下事”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友人要时刻牢记着“天下事”。展现出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怀。
换头三句以眼前景致为南渡前所无法享受作比较，突出杭州、西湖风光的秀丽。言下包含着有容易使人沉醉于湖山之乐而忘怀“天下事”之意。因而“唤起东山”五句便从勉励出发，告诫友人应从哪些方面去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这里所提及的是不要像谢安那样纵情山水，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广泛地招揽人才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作者认为只要能如此开明，“是英雄尽为公奔走”的。说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强调了“早晚枢庭开幕府”的重要意义，还必须要有诚意。这都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忠告，其侧重点是突出人才的作用，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整顿封疆如旧”。足见作者对国家和友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抗金复国的英雄的热切希望。在结构上则是对“天下事，公知否”的呼应。结拍两句是上述五句的结果，以进一步激励友人，期待友人，寄予无限希望于友人。表达他抛开个人得失，时刻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思想。
全词通过怀念友人，勉励友人，并借景物的衬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精神，显得强烈而深刻。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醉中赠符载》是一首抒写不得其志的愤懑不平之作。与作者在白社会中“共醉”的符载，字厚之，蜀人，早年隐居庐山，后辟西川节度使幕掌书记，加授监察御史，有集十四卷，今存诗二首。符载是作者的友人，也是诗人，诗友相遇，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添诗思，诗助酒兴，频频把盏，一醉方休，真是吃得好不畅快。“青云”句说明窦庠和符载当时都还没有考中科举，踏入仕途。这一句诗隐约流露出有志未遂的感慨。由此再返观第一句，作者和友人的“共醉”，既有诗友相逢高兴的一面，也不无同怜不遇、借酒消愁的意味。但是，酒毕竟能为人平添许多豪气，作者和友人又都是怀瑾握玉的有才之士，所以，就有了这醉中挥就的壮语惊人的后二句：“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
何等自负自信，自视甚高自命不凡！是自诩，也是许人；是自慰，更是慰人。作者和友人当时都处落魄失意之时，一介书生，书剑飘零，对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世路的坎坷当有十分痛切的感受，白眼如芒在背，冷漠如冰似霜，心中郁积了许多感慨不平之气。“时人莫小”正说明了“时人已小”“时人常小”，即作者和友人常遭“时人”的小看，被“时人”冷落、嘲弄、侮辱。对潦倒的读书人， 目光短浅的世俗之辈往往表现得极为势利，除了不屑一顾的蔑视，毫无同情和尊重可言。而诗人在气质上都是极为敏感的，有才能的人更是每每气盛，当他们的自尊心被深深刺伤，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心理失去平衡的时候，他们便向那些恣意轻漫自己的势利之人发出警告，提请“时人”，不要鼠目寸光，奉劝“时人”眼光放远一点；切莫看不起一池浅水，焉知池中水没有蛟龙潜藏？“算蛟龙终非池中物”，有朝一日风云际会，卧龙一定会得志行时，兴云作雨，潜渊腾天。失意的士子就是浅池中的卧龙。时人，他们明白吗？
世俗之人的势利短见，古今皆然，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性存在。在那些世俗之辈的眼中，只认得“权”和“钱”二物，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第三种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不能福祸他们的读书人，他们向来是最看不惯，也最看不起的。勿庸讳言，他们是社会上一个相当广大的阶层，来自他们的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轻易而随意的卑视伤害，给不遇的士子们的人格心灵上带来极大的痛苦：羞恼、愤懑、不甘、不平，备受精神压抑的读书人恨到极出处，便常常以未来的前程对抗世俗，对“时人”的蔑视报以更高的蔑视，李白诗云：“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杜荀鹤诗云：“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都是出于同一的建立在对自我才能高度自信的基础上，那种企望超脱世俗困境的心态。当士子们一朝得志，金榜高中之后，更是抑制不住一腔兴高采烈之情，向那些曾经蔑视过自己的世俗之辈进行示威性的夸耀：“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看。”（章孝标《及第后寄广陵故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长期郁积的一肚皮龌龊鸟气，终得渲泻净尽，兀的不喜煞人也么哥！虽不免得意忘形，器小易盈之嫌，但这一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不必对其人其诗置以微词。
这的确是这样：“浅处无妨有卧龙”，在不起眼的地方，往往潜藏着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在表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和表象相悖的实质。譬如一池浅水，本无是观，你完全可以对它的存在忽略不顾，但你哪里知道，在你忽而不见之中，无视的不是池水，而是水中卧龙。目光短浅不行，就事论事也不行，重要是展望变化的端睨，看到发展的大趋势。要有穿透底蕴的洞察力和判断未来的预向性。“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天的一茎幼芽，也许就是今后的一株参天大树；现在的一圃幼苗，也许就是今后的岁月里的一片茂密森林；朴素的一句话，也许包含着一个绝对真理；小小的一念，也许会转成伟大的结果；小小的一环，也许是系乎全局的关键所在；数椽茅舍，无碍名士高卧；一池浅水，不妨蛟龙暂栖。对于人们来说，根本的是，要看到表象的背后，要看到“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