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卷二三九与卷一五〇均录此诗，作者一为钱起，一为刘长卿。一般选本多编在钱起集下。
此诗开篇点题。“谷口”二字，暗示了题中“故山草堂”之所在；“春残”二字，扣题中“暮春”；以下几句都是“归”后的所见所感，思致清晰而严谨。谷口的环境是幽美的，诗人曾说过：“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陆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藏虹辞晚雨，惊隼落残禽。”（《题玉山村叟屋壁》）春到谷口，更是别具一番景色。然而，此次归来却是“春残时节”，眼前已是黄鸟稀，辛夷尽，杏花飞了。木兰花比杏花开得早，所以诗说“辛夷花尽杏花飞”。一“稀”、一“尽”、一“飞”，烘托出春光逝去，了无踪影的一派空寂、凋零的气氛。
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氛围中，诗人都却喜地发现窗前幽竹，兀傲清劲，翠绿葱茏，摇曳多姿，迎接它久别归来的主人。诗人禁不住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怜爱的就是幽竹“不改清阴”。“不改清阴”，极其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的特征。“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人们讴歌的都是它“不改清阴”的品格。在这首诗中，钱起正是以春鸟、春花之“改”——稀、尽、飞，反衬出翠竹的“不改”，诗人爱的是“不改”，对于“改”持何态度，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诗的一、二句并没有赞美春鸟、春花之意，更没有为它们的消逝而惋惜，而是在感慨它们随春而来，随春而去，与时浮沉，不能自立于世的品性。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诗也可以说有在言中者，有在言外者。“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以流水对的形式，用由人及物，由物及人的写法，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的怜竹之意，和幽竹的“待我”之情。在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之中，寄寓了诗人对幽竹的赞美，对那种不畏春残、不畏秋寒、不畏俗屈的高尚节操的礼赞。所以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那深刻的蕴涵又给人无穷的回味。前人说：“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或许指的就是这一类诗。
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深微幽隐。
起笔“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写的是：小草上的烟霭迷蒙，花蕊上的露珠微颤。这两句表面看来都是写外的景象，但内含的却是极锐敏的感受。“愁”字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与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那细草烟霭之中仿佛是一种忧愁的神态，那幽花露水之中仿佛有一种战惊的感觉。用“愁”来表达烟霭中的感受，用“怯”来描写花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心情，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的人格化，来表明人的心情。
“凭栏总是销魂处”，收束前两个四字短句，“细草愁烟，幽花怯露”正是愁人靠栏干上所见到的景物。词人只因草上的丝丝烟霭，花上的点点露珠，就“消魂”，足见他情意之幽微深婉。“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为上片结拍。前面由写景转而写人，这两句则是以环境的衬托，进一步写人。“静无人”是别无他人，唯有一个凭栏消魂的词人。“日高深院”之静，衬托着人的寂寥。“海燕双飞”反衬出人的孤独。“时时海燕双飞去”意为：海燕是双双飞去了，却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缕绵绵无尽的情思。
过片“带缓罗衣，香残蕙炷”，由上片的室外转向室内，仍写人。这里的“带缓罗衣”，以衣服宽大写人的消瘦，暗示着离别之苦。“香残蕙炷”之“蕙”是蕙香，一种以蕙草为香料制成的熏香，古代女子室内常用。“残”即一段段烧残。“香残蕙炷”写室内点的蕙香，一段段烧成残灰，又暗示着室内之人心绪的黯淡。以香炉里烧成一段一段的篆字形熏香的残灰，比拟自己内心千回百转的愁肠已然断尽，比拟自己情绪的冷落哀伤，也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但作者这里只是客观地写出“带缓罗衣，香残蕙炷”，更见其含蓄。唯其不直说出来，才不会受个别情事的局限，才能给人无限深远的想象与联想。
接着“天长不禁迢迢路”一句为上二句作结，两个对偶的双式短句紧接一个长句，严密而完整。“不禁”是不能阻拦。“天长”与“迢迢路”，结合得很好，天长路远，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阻拦的。“不禁”二字，传达出一种凡事都无法挽回的哀伤，紧接“带缓罗衣”的思念与“香残蕙炷”的销磨之后，更增加了对于已失落者的无可奈何。结句“垂杨只能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以感叹的口吻出之：杨柳柔条随风摆动，婀娜多姿，这多情、缠绵的垂柳，不过是那里牵惹春风罢了，它哪一根柔条能把那要走的人留住？哪一根柔条又能把那消逝的美好往事挽回？这两句中寄托有极深远的一片怀思怅惘之情，象征着对整个人生的的深刻感悟。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