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月横，疏星炯”是环境描写，烘托出悲凉的氛围，也为下文作铺垫。有漏壶滴水声、霜叶坠落声和秋虫的鸣叫声。衬托秋夜的漫长和寂静，借以表达作者内心的孤寂难平。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双眸未易扃”则可以看出此时作者的状态是心绪不宁，难以入睡的。“双眸未易扃”与“不道秋宵真永”前后呼应，正是作者彻夜难眠，才感到秋夜漫长。
结构上，承上启下，与上文的外在环境的凄清相应和，为下文抒壮志未酬和忧国忧民之情作铺垫。
“薄酒何曾得醉！”这句话是定语后置句，词人借酒消愁，却不能醉。原因在于他心忧天下。通过“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这些诗句，表达了忧国忧民情，表达了反清复明壮志未酬之情。通过“薄酒何曾得醉”可以看出词人愁之重、深。
全词格式工整对仗，上片写景，下片言志。作者秋宵长夜难眠，以酒求醉、求眠不得，其根本原因在于忧国忧民的情怀，作者借“更漏”以抒情怀。本词中写长夜不能入睡，为更漏声所恼。末三句感怀家国身世，更觉情意深挚，含蕴不尽。
开头一句，勾勒出一幅远山环绕着春江，烟雾四处迷茫而渔翁独钓的优美画面。“白鸟飞来”二句，生动地描述了具有无穷乐趣的渔家生活。如果说张志和《渔父》词是一幅斜风细雨垂钓图，表现了词人浸沉在江南春色的自然美景之中的欣快心情，那么，词人的词所写则是静中有动，如闻喧闹之声而不见其来自何处，是一幅细雨迷蒙的春江垂钓的有声画，表现了词人对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景色的喜爱以及对自由自在的渔家生活的热情向望。
“明月”二句，境界由动入静，清静幽远，反映了词人不愿与世俗同流的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心情。“醉眼”三句，直接抒发了词人不羡慕功名利禄，摆脱世俗烦恼的超然物外的旷达情怀。“闲烦恼”指一种不必认真的烦恼。南宋沈瀛《水调歌头》：“枉了闲烦闲恼，莫管闲非闲是，说甚古和今。”表露词人终身浪迹江湖的飘逸情致，而用“烟波老”三字，不仅表现词人蔑视“城市闹”的繁华景象深层意念，又是词人忘却一切世俗烦恼的落脚点。词以情作结，真切自然，与句首的垂钓景象相呼应，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
词的上片主要写景，由景入情，下片着重抒情，融情入景。全词艺术构思新颖，自辟蹊径，不落陈套描绘一位不求功名利禄，流连山水的渔翁形象，既道出玄真子的心事，又借以表达出词人自己的真情。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