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张先的代表作之一。宋范公《过庭录》说：“子野郎中《一丛花》词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时盛传，永叔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谒永叔，阍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永叔是文坛巨擘欧阳修的字，张先的词能让欧阳修极口称赞，足见其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词的起首一句，是经历了长久的离别、体验过多次伤高怀远之苦以后，盘郁萦绕胸中的感情的倾泻。它略去了前此的许多情事，也概括了前此的许多情事。起得突兀有力，感慨深沉。第二句是对“几时穷”的一种回答，合起来的意思是伤高怀远之情之所以无穷无尽，是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真挚的爱情更为浓烈的缘故。这是对“情”的一种带哲理性的思索与概括。这是挟带着强烈深切感情的议论。以上两句，点明了词旨为伤高怀远，又显示了这种感情的深度与强度。
接下来三句，写伤离的女主人公对随风飘拂的柳丝飞絮的特殊感受。“离愁”，承上“伤高怀远”。本来是乱拂的千万条柳丝引动了胸中的离思，使自己的心绪纷乱不宁，这里却反过来说自己的离愁引动得柳丝纷乱。这一句貌似无理的话，却更深切地表现了愁之“浓”，浓到使外物随着它的节奏活动，成为主观感情的象征。这里用的是移情手法。而那蒙蒙飞絮，也仿佛成了女主人公烦乱、郁闷心情的一种外化。“千丝”谐“千思”。
上片末三句写别后登高忆旧。想当时郎骑着嘶鸣着的马儿逐渐远去，消逝尘土飞扬之中，此日登高远望，茫茫天涯，又要到哪里去辩认郎的踪影呢？“何处认”与上“伤高怀远”相呼应。
过片上承伤高怀远之意，续写登楼所见。“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说不远处有座宽广的池塘，池水溶溶，鸳鸯成双成对地池中戏水，小船来往于池塘南北两岸。这两句看似闲笔，但“双鸳”二字既点出对往昔欢聚时爱情生活的联想又见出此时触景伤怀、自怜孤寂之情。说“南北小桡通”，则往日莲塘相约、彼此往来的情事也约略可想。
下片三、四、五句写时间已经逐渐推移到黄昏，女主人公的目光也由远而近，收归到自己所住的楼阁。只见梯子横斜着，整个楼阁被黄昏的暮色所笼罩，一弯斜月低照着帘子和窗棂。这虽是景语，却隐隐传出一种孤寂感。“又还是”三字，暗示这斜月照映画阁帘栊的景象犹是往日与情人相约黄昏后时的美好景象，此时景象依旧，而自从与对方离别后，孑然孤处，已经无数次领略过斜月空照楼阁的凄清况味了。这三个字，有追怀，有伤感，使女主人公由伤高怀远转入对自身命运的沉思默想。
结拍三句化用李贺《南园》诗中“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东风不用媒”之句，说怀着深深的怨恨，细细地想想自己的身世，甚至还不如嫣香飘零的桃花杏花，她们自己青春快要凋谢的时候还懂得嫁给东风，有所归宿，自己却只能形影相吊中消尽青春。说“桃杏犹解”，言外之意是怨嗟自己未能抓住“嫁东风”的时机，以致无所归宿。而从深一层看，这是由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而造成的，从中显出“沉恨细思”四个字的分量。这几句重笔收束，与一开头的重笔抒慨铢两相称。
词中“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句，使作者获得了“桃杏嫁东风”的雅号。张先的许多艳词都是感情浅薄的，而此词却情真意切，无论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值得永远为人称道。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此诗的主人公可能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少年郎。姑娘的选择未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所以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
开篇以柏舟泛流起兴，写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婚姻恋爱受阻而苦恼，就好比那在河中飘荡的柏木小舟一样。她早已自己相中了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发型很好看，透出活泼灵动的精神劲儿。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心上人，她非他不嫁，至死不渝。可是她的母亲千般阻挠万般阻拦，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母女的意见不统一，爱情就发生了危机。女儿要么放弃己见，要么作坚决的抗争。看来诗中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至死誓靡它！坚决到这种程度，母亲也就难办了。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女主人公一面誓死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呀天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有眼力的呢！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古代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自己找婆家的事情，真是有违传统习俗的，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同意。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要展示权威，多半是他们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为儿女把关，以确保日后生活美满。但是代沟的存在，使两代人的择偶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冲突。这原也正常。问题的关键是，母女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才有了“之死矢靡他”的决绝抗争。
这首诗反映了先秦时代汉族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性爱自由，原始婚俗亦有传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欢，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诗中也就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恋自由而产生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很新很有价值的信息。
这篇游记描写了天台石梁、雁荡大龙湫、青田石门洞三处瀑布的景观，分别从视觉、听觉、感觉等多方面刻画三处瀑布的特点，穷形尽态，意蕴丰富。因是三景合于一篇，所以文章自然重比较，譬如将石梁与大龙湫作比较，则各自特色越发鲜明、越发突出，从而愈见大自然创造力的无穷无尽，愈见自然景物的丰富多采。文章写景重写形，亦重写神。写形处文词优美，刻画精细，写神处文词简约，内涵丰富。袁枚提倡文章简洁而有文采，这篇游记正是其创作观的体现。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之异，卒无复笔。”作者开门见山，托出写作意图。这两句写得突兀而有气势，作者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赞叹自然力的伟大，而是领略了“三瀑”各有千秋的奇异风光后所发出的赞叹语，统率全文，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二段的前三句是对开头两句的照应和落实，同时点出作者构思的匠心：作者是把握了“三瀑三异，卒无复笔”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加以比较描写，借以赞叹“造物之才”。自“壬寅岁，余游天台”至“遂两宿焉”一段文字，是写天台石梁瀑布。这里作者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对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作了有声有色的渲染描绘。“如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展现出天台山瀑布的雄壮豪迈。“以崩落千尺之势，为群磥砢所挡㧙，自然拗怒郁勃”一句形象地表现了石梁瀑布“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壮观气势。又描写水流冲击山石的“喧声雷震”，以刻画石梁瀑布的煊赫声势，而“人相对不闻言语”又从侧面烘托瀑布的巨大声威。接着写作者的主观感受。“余坐石梁，恍若身骑瀑布上”，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作者驾驭瀑布的豪迈之情；走到山脚仰视，“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将与水俱去矣”，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段都是写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大龙湫瀑布没有石梁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却有着婀娜多姿、变幻万千的媚态。作者对它的描绘，就不像描绘石梁瀑布那样多用夸张和喧染的写法。他先用形象贴切的比喻，如用“一匹练”比喻远看瀑布水的全貌，尽显其柔美、恬静。近观瀑布时，作者重点描写二十丈以下的景观。用“烟”“雾”“轻绡”“杨白花”这些状貌近似的事物比喻二十丈以上飞洒而下的瀑布水，侧面展现了大龙湫瀑布轻柔绚丽的独特风韵。“为烟，为雾”，描绘水气缓缓扩散的情状；“为轻绡”，突出其朦胧柔和的感觉；“为玉尘，为珠屑”，状其飞沫似水珠般滑腻晶莹的色泽；“为琉璃丝”，表现水珠的激射状；“为杨白花”，既状其色，又体现其质地轻柔。这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形态毕肖，且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接着又说“既坠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织”，用“坠”“升”“疏”“密”四个看似矛盾的词语概括了上下两段瀑布在形态上的区别与相似之处。作者以工笔的语言，如“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跌丽，”，把瀑布从高空下挂时呈现出来的虚无缥缈的景状和在日光照射下的鲜艳色彩，刻绘得惟妙惟肖。接着把石梁瀑布和龙湫瀑布作比较，“大抵石梁武，龙湫文；石梁喧，龙湫静；石梁急，龙湫缓；石梁冲荡无前，龙湫如往而复。此其所以异也。”从两处瀑布的气韵、声响、水流、气势等方面加以比较，突出大龙湫瀑布恬雅、静美的特点，产生回味无穷的效果。此句同时引出了后文作者的感慨，从而上升到哲理思考之境。
第四段则是写青田石门洞瀑布。文章对石门洞瀑布的记叙一开始就进入了对比。“疑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意谓不会有不同于石梁、龙湫的瀑布了，这里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从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生动地描写出其形态之奇；“受瀑处池宽亩余”，表现瀑布面积之广；“疑蚊龙欲起”紧承前文，极写池中水势汹涌翻腾之状。在对石门洞瀑布的具体摹写中，虽然只是大笔勾勒，但在同石梁、龙湫的对比下，仍然描绘出了一幅明晰而深刻的图景。作者在欣赏过石门洞瀑布之后，又否定了原先“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的想法，体会出它非凡的气势与风韵。
最后一段文字异中求同，作者引用昔人的话，表现出他对三座瀑布愈发强烈的沉醉和叹服，为“余观于浙西之三瀑也信”的结论作注脚，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文章对三处瀑布的描写手法绝不类同：写天台瀑布，以石梁衬托它的奇兀湍激；“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和“拗怒郁勃，喧声雷震”，突出其湍急喧腾、气势磅礴。写雁荡瀑布，“一匹练从天下，恰无声响”，“尽化为烟，为雾……为杨白花”，“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映丽”，作者运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与白描，极写其纡徐飘散之逸。写青田瀑布，以“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与“疑蛟龙欲起，激荡之声，如考钟鼓于瓮内”等地理环境的描写，突出其激荡磅礴之声。三段各自切合三处瀑布的特点，设语不多，无一复笔，同时又将三处瀑布关带比较，使人如临其境，移神骇心。
写水难，写瀑布更难。因为水尚可因地势的索回纡曲而起变化；而瀑布则均自上而降，惟有大小高低的不同。只有把握住各瀑布的不同点，才能把各瀑布的妙处形象地写出来。袁枚之前历代文人游记中已多有对瀑布的描写，而写出新意实属不易。作者独具匠心描写地三瀑布，可谓不同凡响。这篇文章语言简炼，多用比喻和白描，形象生动，各显其妙。“三瀑三异，卒无复笔”，读之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