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唯美的诗歌，通篇采用白描手法，通过对樵夫打柴以及下山回家情景的生动描写，营造了明净、清幽的意境，成功地刻画了樵夫的形象，寄托了诗人对“樵夫式”的自由生活的向往。诗歌情景交融、诗意浓厚、独具匠心，具有意境美、人物美、生活美的特点，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意境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歌的意境清、静、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远处，早晨的山林，干净清爽，幽深宁静，白雾升腾弥漫，雪白明丽，与苍翠的山林辉映成趣。鸟鸣声声，打破了山林的沉寂，使原本清净的山林，显得更加清幽。近处，樵夫挑着柴禾，挑着翩翩起舞的蝴蝶而归。远景近景，色调分明，布局巧妙；静景动景，搭配和谐，烘托有致，仿若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这幅美丽的画卷，情景交融，美化了樵夫劳动生活的场景，使樵夫艰辛的劳动富有诗情画意，令人神往。
人物美：诗人理想的艺术形象
山林茂密，雾霭升腾，樵夫在雾霭中拾柴的身影若隐若现，那一低头、一弯腰、一伸手的动作是那么的舒展，那么的惬意。他哪里是在拾柴，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在云中漫步。樵夫是山林受欢迎的常客。他勤劳善良，山林中的鸟雀喜欢他，和他嬉戏，与他唱和；山林中的蝴蝶亲近他，成了他的朋友，愿意和他一起回家。朴实厚道的樵夫，安贫乐道，无欲无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回报了他美丽“蝴蝶”。巧妙的景物描写与人物刻画，使诗歌的意境美与人物的心灵互相映衬，突出了樵夫形象的深刻内涵。樵夫是一个被美化的艺术形象，是诗人理想人生的寄托。诗歌中的樵夫自由自在，无欲无求，乐观旷达，是诗人现实生活中久违的人，也是诗人苦苦寻觅的人。
生活美：追求随心如愿的自我
诗歌中描绘的樵夫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樵夫早出晚归，一边拾柴，一边欣赏山林中的美景，还有鸟雀、蝴蝶、野花陪伴，不孤独，也不寂寞，饿了饮山泉，吃山果，累了听鸟雀唱歌。打柴回家，换取自己生活之需。生活自由、快活，没有劳心之累，没有欲望之困，也没有尘世的喧嚷。生活中有鲜花，有蝴蝶，有美好的风景，追求的是平淡、真实、随心如愿的自我。这样的生活，在尘世中是无法找到的，当然也是闺阁生活无法比拟的。作者描写樵夫的美好生活，托物言志，点出自己心中理想生活的方式，表达对自由、理想生活的向往。
诗歌含蓄、优美，虽言志，却蕴藉深远，不显山露水，以巧妙的构思、高超的手法、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浓淡相宜、幽旷深远的山居图。使人沉醉其间，不由对山林自然之趣产生向往之情，从而令读者获得情感的体悟，审美的享受，生活的启迪。
这首诗揭示了农民的悲惨遭遇。诗首句言稻谷因旱灾欠收，次句言荞麦因霜冻绝收，勤苦一年，连遭灾害侵袭，心境凄惨可想而知。三句是一个顿宕，说已做好心理准备忍受长年的饥荒，四句又是一个转折，闰月使时光愈觉难熬，先说准备忍，再说实不堪忍，将农民的悲苦无助描写到极致。
这首诗用层层迭加的手法，步步推进，揭示农民的苦难，作者悲悯同情的意绪浸透于字里行间，使作品字字血，声声泪，扣动读者的心弦。
这是香菱所作的第三首咏月诗。
经过前面一番艰苦的探索之后，香菱终于摸到了做诗的门径，因此此诗一出，就顿放异彩，成为一首具有真正艺术美的作品。诗的首联起句就显得气势不凡：“精华欲掩料应难”，表面上言浓密的云雾终究难以遮盖纯净皎洁的月光，实则暗示象香菱这样才情横溢的女子总有一天会脱颖而出，从而传达了学诗必能成功的坚定信念。次句把月亮形象与诗人的身世紧紧的联系起来，咏月而又咏人，两者水乳交融。“影娟娟”写月亮修美的外形；“魄自寒”，指月质清寒的特性。犹如香菱姣好的容貌中深藏着一颗凄凉又寥落的苦心。这位精华灵秀所钟的薄命女儿，却不幸沦落为粗鄙陋俗的呆霸王薛蟠之小妾，她痛苦的泪水永远是流不远的。因而这种顾影自怜的幽怨之情调，便在诗的颈联中委曲的道出：“一片砧声千里白”，以“一片”与“千里”对举，让“砧声”与“皎月”浑融，既写出了地域之广远，又道出了愁思之绵长，而且这种愁思，乃是由砧声（即妇人们在月夜中的捣衣声）所引发的。这里隐曲地传出达了香菱对远在江南的丈夫薛蟠的思念之情，因为薛蟠虽然与她并无谐和恩爱之情份，但从名份上来说，他毕竟还是她的丈夫，何况香菱除了他以外，并无一个亲人。接下的“半轮鸡唱”一句，仍然以景托情，则此时因见时光流逝而尝尽了不眠滋味的这位女诗人，便把满怀的愁绪，一腔的心事，尽托付这默默无言的半轮残月中，使客观的“月”与主观的“情”得到有机的融合，达到了诗美学上所谓“不隔”的艺术境界。
诗的颈联又在境界上作深一层的开掘，让这种深沉的哀愁扩散开来，使之具有更有为普遍的意义：同一个凄清的月夜，不知有多少身穿绿蓑的游子漂泊江上，因闻笛声而垂涕；又不知有多少红袖佳人徘徊楼头，倦倚栏杆而出神。因而这月夜中的愁思，就不仅是属于香菱本人的，也还是属于千千万万个与香菱有着同样的遭遇的伤心人的！这乃是一种亘古至今游子思妇所共有的绵绵愁恨！
诗尾联归结为无可奈何的感喟：“博得嫦娥应借问：何缘不使永团圆”？嫦娥因偷食长生不老药而不得不飞升登上月亮，与她的意中人后羿永远分离，想来她孤独凄凉的心是和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故此处借嫦娥的一问，就问得新奇且意趣，并且诗的句意既做到曲折又能紧扣诗题，笔法老练而又寓意遥深。在小说中，众人评这首诗曰：“新奇而有意趣”，就不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辞。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贾兰所作，与贾环的《姽婳词·红粉不知愁》、贾宝玉的《姽婳词·恒王好武兼好色》都出自小说的第七十八回。
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恒王与林四娘故事，称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贾宝玉各吊一首。贾政所叙述的情节是作者利用了旧有明代传说史事而加工改缉的。“姽婳”一词初见于宋玉《神女赋》，形容女子美好贞静，所以小说中说，加以“将军”二字更见奇妙。
《姽婳词》突出地表现了曹雪芹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不满封建制度，一方面又想“补天”；一方面憎恶政治腐败、现实黑暗，一方面又为清帝国的命运担忧，为他们这个阶级的没落而哀伤；一方面同情奴隶们的痛苦和屈辱，为受冤遭迫害者提出强烈的控诉，一方面又主张“清清白白”地做人，“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碗的饭”，反对奴隶们用暴力来推翻现存的制度、争取自身的解放。在《姽婳词》中，他以当今皇帝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为名，指桑骂槐，揭露和嘲笑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是大胆的。但是，把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的猛烈扫荡下的土崩瓦解看成是一场灾难，把向革命势力作拼死顽抗的林四娘当作巾帼英雄而大加赞美，这又说明曹雪芹并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
清代康熙之后，政治上转向黑暗，随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农村中的夺粮、抗租和“抢田夺地”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虽则尚未成熟，但已在酝酿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对现实比较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担心像前代青州唐赛儿以至李自成那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哀叹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姽婳词》正反映了这种深怀隐忧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
脂砚斋在小说写到“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时曾加批语，以为不能实看这些话，否则，“便呆矣”，还说“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因而，目前有些研究红学和史学的人认为，从史事看，林四娘应死于抗清，“非与义军为敌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230页 ），此诗实“与义军无关”，“对立面为侵扰青州之清军”，这样写是为“避清帝爪牙之耳目”，或者更肯定地认为“是指崇祯十五年（注：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十二月清军在未入关前一次入侵明境山东青州之事”（引自徐恭时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此说，不仅关系到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问题，也关系到这位满族子弟会不会存在某些反满意识的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表面上像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贾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做吊林四娘的诗，做成《姽婳词》，作者连过渡的文字也不要，紧接着就让他撰写《芙蓉女儿诔》，这一切其实都是有用意的，那就是通过诗来暗示诔文中所包含的政治寄托。然而，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从阶级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曹雪芹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