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主要描写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上片描述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下片刻画她们按照民间风俗,彩线缠玉臂,小符挂云鬟,互致节日的祝贺。全词采用对偶句式,从中能依稀看到一直尽职尽忠地陪伴在词人左右的侍妾朝云的影子。
上片,预示端午节日,将开展浴兰活动,气氛十分浓郁。端午,处于初夏季节。穿着自然华丽,以衬托参与者的身份。于朝云来说,最好是绿色细绢——“碧纨”,正好与她的雅静性格相符。天气稍热,易出“轻汗”,“微透”着“碧纨”。“透”字用得贴切,将半明半暗的肤体朦胧美衬托出来了。“明朝端午浴芳兰”,显得有愉悦的审美性。它不仅体现了朝云由芳体而及兰心的纯洁高贵的情操美,而且反映了浴兰令节俗的淳朴纯真美。朝云浴处,余香犹存。沐芳浴兰,遍及社会。参与者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正如词人词中所写:“流香涨腻满晴川”。这正是古老节日文化发扬光大的表现。
下片,写词人偕朝云参与具体的端午节俗活动。词人着重写了两项端午节俗健身活动。其一,“彩线轻缠红玉臂”,“以五彩丝系臂”。它辟邪驱鬼,使朝云“玉臂”“红”而长命。与用五色花线缠粽子投江以吊屈原之魂有同等意义。其二,“小符斜挂绿云鬟”,以“赤灵符著心前”。它能通神明,使朝云“云鬟”“绿”而身健。与小孩穿老虎腰肚,门上挂蒲剑以辟邪护身有同等意义。词人着重描写缠线、挂符活动,且用对偶句式,为的是“佳人相见一千年”,愿灵验得到应证。真是一语中的,画龙点睛。
全词是篇民俗诗,充满了浓郁的古老民俗气息,是研究端午民俗最形象而珍贵的资料。
全诗义正语谐,前半部分写宫人离宫入道。神奇华美的“星使”和“绿琼辀”,道观金殿里华贵的九枝灯,玉楼上缥缈的三素云,仿佛真到了神仙世界。然而,入道宫人对自己的命运却感到无可奈何。首联即写宫人一谪再谪由被选入宫到被遣入道的经历,“星使追还”不过是美其词,什么从仙人降到人间又重返仙宫全是反话正说,“不自由”才是实情。首句的“不自由”和结尾的“恨未休”是全诗的核心,充分表现了诗人对被造入道的女冠身世深切同情,点出她们在金殿玉楼中精神心灵的无奈。这里不仅描写了入道宫人和韩录事的爱情,也歌颂了爱情的纯洁和坚贞,惋惜了爱情摧折后的悲痛。
颔联和颈联四句具体描写入道宫人的辛酸凄苦生活。她们只能空守着冷落寂寞的道观寺院,长年度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和人世生活永别,和媚独的嫦娥作伴。唐代宫人入道完全是封建皇帝对宫女的摧残虐待,是极为残酷的行为。封建皇帝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博得不好色的名声,或者为了节省开支,而发放一些宫女,又不让她们自由婚嫁,便强迫她们入道宫,使她们从一个苦海又掉进另一深渊。
正像李商隐的一些女冠诗对年轻女冠孤寂无依,失去青春爱情深表同情那样,诗后半部分专就此加以发挥。如今宫女入道便与宫中旧伴永别,不能再同她们一起有此浪漫的非非之想,却要与道观中那些孤寂无侣的女道士同游,像嫦娥那样忍受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折磨。
诗的结联则以宫人的爱情生活的无限遗恨来叹惋入道宫人悲惨不幸。意谓宫人若有所恋,那么这样被迫入道,其心头遗恨更将永难消除,这正是入道宫人的最痛苦的悲剧。最后,作者和韩琮开玩笑说,当时若是宫人爱上你,入道以后她格于教规亦唯有埋骨成灰长恨无绝期了。冯浩说:“诗言倘有冶情,则从此绝身埋没,戏录事兼醒原唱。”此说完全符合李商隐的创作实际。开成二年,诗人作《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诗亦庄亦谐,与同年韩瞻戏谑打趣,但所述则是严肃的婚姻问题。《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就宫人入道事件表现了作者对年轻女冠的深切同情,揭示了宫廷与道观对女子青春的摧残。诗末虽杂以戏谑,却是离庄于谐,并不轻薄。开成前期,李诗中这些偶露幽默的诗例也有可玩味之处。
这首诗是李商隐咏怀入道宫女的诗,诗中描写了被遣入道观的宫女的辛酸凄苦的生活,对入道宫女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李商隐集中表现入道宫人爱情生活的被挫折和不自由,是表现这一问题的本质,因而和其他同类诗相比显出其诗意的深沉和见识的深刻,确是高人一筹。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