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痕落后杭巫峡，风力高时略太湖。
深愧平生嗟靖节，一匡天下望夷吾。
延英入定中兴业，早震天声到鬼区。
涨痕落后杭巫峡，风力高时略太湖。
深愧平生嗟靖节，一匡天下望夷吾。
延英入定中兴业，早震天声到鬼区。
这是思妇之词，上半沉思语，殊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沈郁，可以泣鬼神。
通过女子所居环境氛围的描写，烘托出女子内心深处的寂寞。且“庭院深深”使人很容易想到欧阳修那阕《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首词在某些地方格调颇相似，情感相通。二、三两句更是妙趣横生，刻画闺中少女的情态栩栩如生，与敦煌词《鹊踏枝》中“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日迟迟，鹦哥报道他来到的叫声，使她空喜欢一场，在她寂寞的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感情波澜。“压鬓”二句，是女主人公“闲烦恼”的特写镜头。鹦鹉之能言，都是人教之结果。女主人公思念所爱心切，便把自己最希望的事反复调教于鹦鹉，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当然也希望鹦鹉能及时地报告他的归来。不想这反倒惹出了她的相思烦恼。前后强烈对比，寓意深刻。
“低头只是闲烦恼”则写女子心态之沉重烦闷，这种精神上的烦恼不是金玉满堂的物质生活所能消解、抵偿的。“只是”两字下得很妙，将女子无法排遣的伤离怨别之思以直陈的方式表出，具有强调的作用。“闲烦恼”也可见女子的相思之苦触处即是，同时为过渡到下片打下了伏笔。
下阕从女子想像在江南的情郎的生活着笔，词的内容也由上阕深闺人的相思烦恼变而为下片感于江南春而产生的盼归的惆怅。
江南的春天群芳争艳，青山滴翠，自己与情郎都正是青春年华，纵然高楼红袖迷人，也抵不上回乡与钟爱的女子相聚，共度良辰美景的美好。她方方面面地思念他的一切，设想他在外面的生活情况。而她最担心的，想得最多的，一是他会不会对她不忠，二是他的生活是否艰辛。她设想他在“红袖高楼”行乐的情景，心痛情急，迸出了“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的心声。主人公明知无力阻止爱人出行，但也甘愿为此牺牲！女子的殷殷期盼，在诚挚温厚之中深深地蕴含着坚贞不渝的品质。
主人公幻想爱人所禁受的艰辛，好象在同爱人一起禁受，因而身体消瘦，精神困顿。黄昏更是思念更切的时候，因而主人公几乎害怕黄昏！由此想到以前美满相处时的情景，那时候主人公与爱人还开着离别的玩笑；不料这玩笑竟骤成事实，这更使主人公更加难过。尽管这样，末两句说宁愿化身为车前草，挡住情郎西去的道路，冀盼情郎回心转意，早日归来。借用“车前草”的字面意义作文章，虽非首创，以之结尾表白痴情不改的心志，更加衬托主人公痴情的人物形象，有感人肺腑之效。
全词委婉细腻，清新雅丽，昭示了一种为美好理想而始终不渝甚至甘愿献身的品格。
这是一首悼亡词。上阕首三句，词人引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的典故，写自己在梦中与亡妻相会时忽然醒来，似真似幻，有种恍惚的错觉。接着，“怅兰膏渍粉，尚留犀合；金泥蹙怅，空掩蝉纱”四句，词人回看房中妻子lEt日之物，睹物思人，感慨物是人非，不觉黯然神伤。 “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三句，词人发出深切的悲叹，但爱妻既已死别，纵使词人悲恸欲绝，高呼“归来也”，也无法唤回爱妻芳魂，星前月底，梨花树下，只有词人独自伫立惘然。
下阕首三句，词人抒写了在爱妻逝去后，自己奉父母之命续娶官氏的感受。纳兰心念亡妻，虽续弦，却与官氏不甚和睦，所以更加追思已逝的爱妻。 “但无端摧折，恶经风浪；不如零落，判委尘沙”四句，词情凄绝，如泣如诉，仿佛词人将满心悲戚之感和盘托出。再想起当年爱妻念书读错了字，被自己指出后就赌气泼茶，以及晚上亲手修剪灯芯的情状，那份亲昵、爱恋再也掩藏不住。但纵使情深似海，如今爱人逝去已成定局，词人无力回天，往事也已成空，即使帐中有一佳人，但此佳人也并不似亡妻，词人也就再无可以爱恋的人了。
全词情味极佳，词人将自己绵密、深沉、复杂的情感付诸于笔端，丝丝入扣，婉转低回，真挚感人，读来荡气回肠。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夜泊钱塘》为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主要叙述作者夜间游览钱塘县的经过及所见景物，是一首典型的游子思乡诗。
“江行日已暮”，行船于江中，夕阳西下，早已是傍晚时分。傍晚之际，正是一家其乐融融的时候，远在天涯的游子看到夕阳，思乡之情也格外深沉。“何处可维舟”想要落脚休息，可是“何处可维舟”，偌大的钱塘江，竟没有一块可以拴住小船的地方吗？这句话写出了飘荡在外的游子对于无家可归的凄凉心情。
“树里孤灯雨，风前一雁秋。” “树里”“风前”承受着餐风饮露的生活，这就更让诗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此时正是“孤灯”难眠，见“雁”思归之际。
“离心迸落叶，乡梦入寒流。”在作者的眼里，树叶也因难以承载离别之情而坠落，连“寒流”也载不动思乡之梦。
“酒市哪从问，微吟寄短愁。”寻“酒市”，是想“借酒消愁”，可是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借酒消愁愁更愁”，“杯酒”哪能化解浓浓思乡之情？轻轻吟唱思乡曲，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