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起句采取了乐府《相逢行》传统的开篇方式：“夹道开洞门，弱柳低画戟”，先极力描写府第的高大、华贵、庄严，如古辞：“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南朝梁张率：“高门既如一，甲第复相似”；昭明太子萧统：“朱门间皓壁，刻桷映晨离。阶植若华草，光影逐飙移。”但在具体的描写方法与文字技巧运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李贺诗没有铺金叠翠，也没有用什么渲染夸张的词汇修饰，却通过一种暗示性的笔触，将府第的高大庄严充分地显现出来。这里，诗人不写府第的壮丽庄严，而写道狭；不写门前那标志着身份地位的画戟如何高大，而写高高的垂柳却低于画戟。实际上，是府第的宏伟而使道路显得狭窄；画戟的高大而使垂柳显得低矮。这种透过一层、深入一层的写法，使府第的气派在“夹道”与“弱柳”的衬托之中，恍然如在目前。与那些直写府第高大华贵的诗句相比，不仅更富有诗的含蓄，而且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
接下两句进一步渲染府第深院的环境气氛。按照传统乐府的写法，这里应该描写的是，深深庭院中到处高屋栉鳞、繁华似绵的景象。而诗人却抛开了这些早已被《相逢行》的作者们写俗了的写法，仅仅选择了这样一个镜头：“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这两句诗都极力写动，似乎要以帘动与箫声为这华贵的大院增添一点儿热闹的气氛。然而，从艺术效果来说，帘动与箫声，不仅没有使大院增加一分生气，反而使人感到了人生经历中不常体验到的一种沉寂。这两句诗的写法，和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有些类似，同样都是以动写静，但王籍笔下的静，使人感到的是大自然的优美和沉浸于其中的惬意，透露出人与自然神交以后的精神意趣。而李贺笔下的静，却给人一种与世隔绝后难以忍受的空寂感，甚至隐隐地在繁华似锦中透露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凄凉与无可奈何，这才是这两句诗真正所要体现的意趣与心态。
关于在这种沉寂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的样子，诗的第四句虽然透露出一点儿信息，但那是在帘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隐约约的形象，还不能让人一下子看清她的面目。于是，诗的第五、六两句就把镜头转而直接对准了这深院中的人物：“蜂语绕妆镜，画蛾学春碧。”原来这位伴着帘影、伴着“箫声吹日色”的抒情主人公竟是一位女子。只见她站立在梳妆台前，对镜描绘着蛾眉。而那蜜蜂“嗡嗡”叫着，好像也知欣赏其美貌一样地飞前飞后，“议论不休”，好象在寻找着散发出阵阵芳香的花儿。这两句写人物非常含蓄传神，始终没露出人物的容貌形象，却抓住蜜蜂错把女子当成鲜花的细节和女子对镜梳妆的一个动作，写出她如花似玉的美貌，透露出她对美的追求，同时，也流露出几分顾影自怜之意。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她的青春、她的生命活力，居然只能在对镜梳妆中慢慢消逝，只能在孤独寂寞中百无聊赖地度过。这是十分难堪的境地，也是非常不幸的生活。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点睛之笔。诗人的镜头从闺房摇向庭院，展现了一幅十分美丽动人而又带有几缕忧伤的画面：“乱系丁香结，满栏花向夕”。“乱系”与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芳经里，手挼红杏蕊”中的“手挼”是一个意思。这里诗人捕捉住最能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动作，写她手里系着丁香结，可她的心好像又并不在这儿。她在想，在盼望，又在感伤。短短的几个字，意味无穷，把女主人公心绪茫茫、心事重重、茫然无措又惆怅伤感的种种复杂心情写得真切可感，恍然可见。最后的结句也很精妙，不写人物，不抒情思，却落在写景上，描绘出花园中满栏的鲜花沐浴着夕阳的余辉、格外动人的景象。这是写景，也是言情，其字里行间，分明传达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趣。这里的“向夕”二字尤其耐人寻味。它写出了这眼下的鲜花已不是初春时节蓓蕾初绽的时光，而是已经开始“向夕”了。即是说，它们春花烂漫、最有魅力的时刻就要逝去，美好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等待它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凋残的命运。显然，诗人这里写花、写景，都含有暗喻、象征的意味。这闺中少女青春无几，这花就是她虚度年华、青春将逝的命运的形象写照。透过这个以花喻人的结句，再回过头去品味全诗，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特地描写“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的清幽寂寞气氛，去渲染时光的难捱，独处的百无聊赖。也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通过女主人公对镜梳妆的情节，去实现人物试图以精心的梳妆打扮挽住即将逝去的青春年华，以葆青春常驻的心理情绪。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女主人公在“乱系丁香梢”时所倾注的复杂感情。诗贵含蓄，结句尤重含蓄蕴藉。这个结句确实结得很妙，它不仅照应全诗，又能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留下充分的回味余地。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一句一字直接将诗意说破，却又在字字句句中蕴含着诗意。每一笔描写，每一处刻画，看似互不相涉，跳跃性极大，却又能以内在的情感线索联结在一起，使人读来自有一种含蓄美、朦胧美，给人以余味不尽的美感。
李贺的这首《难忘曲》，并不仅仅是为写美人迟暮而写美人迟暮。美人迟暮的题材在传统诗歌中，都是用来表现怀才不遇的主题的。李贺的诗歌总是充满了哀怨凄凉的声音。这首诗中的被锁在高墙内孤凄的、无人赏识的、没有机会为人赏识的美人，实际也寄托了诗人自己受压抑而不能发挥才能的不幸遭遇，这也是他为何将此诗名为《难忘曲》的真正原因。如果再进一步了解了《相逢行》这一乐府古题最早的含义，也许会更有助于对这首诗诗意的理解。《乐府题解》在解释《相逢行》古辞时说：“晋陆机《长安有狭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则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
这首诗，只八句五十六字，却有情节、有人物，展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使人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恨、可悲。
诗的前四句，写催租吏手拿公文，大摇大摆，又怒又笑，催租之外，索要酒钱。后四句，写农民拿出仅有的三百钱，不够差吏喝酒钱，权当草鞋费。这首诗揭露了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记叙生动，文字简约，明白如话。
第一句单刀直入，一上来就抓住了“催租”的主题。全篇只有八句，用单刀直入法是适宜的，也是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还有，“催租”是个老主题，用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单刀直人法写老主题，容易流于一般化。然而一读诗，就会感到不但不一般化，而且很新颖。这新颖，首先来自作者选材的角度新。请看：“输租得钞”，这四个字，已经简练地概括了官家催租、农民想方设法交清了租、并且拿到了收据的全过程。
旧社会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老话：“早完钱粮不怕官。”既然已经交清租、拿到了收据，这一年就可以安生了。诗人《催租行》的创作，也就可以搁笔了。然而不然，官家催租的花样很多。农民欠租，官家催租，这是老一套；农民交了租，官家又来催，这是新名堂。范成大只用“输租得钞”四个字打发了前人多次表现过的老主题，接着用“官更催”三个字揭开了前人还不太注意的新序幕，令人耳目一新。这新序幕一揭开，一个“新”人物就跟着登场了。
紧承“官更催”而来的“踉跄里正敲门来”一句极富表现力。“踉跄”一词，活画出“里正”歪歪斜斜走路的流氓神气。“敲”主要写“里正”的动作，但那动作既有明确的目的性——催租，那动作的承受者就不仅是农民的“门”，主要的是农民的心。随着那“敲”的动作落到“门”上，就出现了简陋的院落和破烂的屋子，也出现了神色慌张的农民。凭着多年的经验，农民从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中已经完全明白敲门者是什么人、他又来干什么，于是赶忙来开门。
接下去，自然是“里正”同农民一起入门、进屋，农民低三下四地请“里正”就座、喝水……这一切，都没有写，但都在意料之中。没有写而产生了写的效果，这就叫不写之写。在这里，不写之写还远不止此，看看下文就会明白。“手持文书杂嗔喜”一句告诉人们：“里正”进屋之后，也许先说了些题外话，但“图穷匕首现”，终于露出了催租的凶相。当他责问“你为什么还不交租”的时候，农民就说：“我已经交清了！”并且呈上官府发给的收据。“里正”接过收据，始而发脾气，想说“这是假的”，然而看来看去，千真万确，只好转怒为喜，嬉皮笑脸地说：“交了就好！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你这儿弄几杯酒，喝它个醉醺醺就回家罢了！”通过“杂嗔喜”的表情和“我亦来营醉归尔”的语气，把那个机诈善变、死皮赖脸、假公济私的狗腿子的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
催租吏一到农家，农民就得设宴款待。“里正”既然明说要尽醉方归，那么接下去，大约就该描写农民如何借鸡觅酒了。然而出入意外，作者却掉转笔锋，写了这么四句：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钱罐“大如拳”，极言其小；放在“床头”，极言爱惜。小小的钱罐里好容易积攒了几百钱，平时舍不得用，如今逼不得已，只好敲破罐子一股脑儿送给“里正”，还委婉地赔情道歉说；“这点小意思还不够您喝一顿酒，您为公事把鞋都跑烂了，姑且拿去贴补草鞋钱吧！”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下面当然还有些情节，却留给读者用想象去补充，这也算是不写之写。
“里正”要求酒席款待，农民却只顾打破悭囊献上草鞋钱，分明牛头不对马嘴，但却不怕碰钉子、触霉头。因为“里正”口头要酒，心里要钱，农民懂得他内心深处的潜台词。何况，他口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并不矛盾：有了钱，不就可以买酒吃吗？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跨越“里正”的潜台词以及农民对那潜台词的心照不宣，便去写送钱。“扑破”一句，实际上用了杜诗“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的典故。扑破“悭囊”，不多不少“正有三百钱”，说明农民针对“里正”“醉归”的要求，正是送酒钱，却又不直说送的是酒钱，而说“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其用笔之灵妙，口角之生动，也值得玩味。
这首诗的纪事，就不是寸步不遗，而是大幅度的跳跃，同时又“气象联络”。八句诗四韵：“催”、“来”押平声韵，“喜”、“尔”押上声韵，“拳”、“钱”押平声韵，“醉”、“费”押去声韵。韵脚忽抑忽扬的急遽转换，也正好与内容上的跳跃相适应。
这是一首咏荷诗，表达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怜惜之情。展现出诗人的婚前大胆追求阶段内心美的期待与欢会时的情景。
“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诗一开头便极言荷花之芙，先说它的色，后写它的香。就其色而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十亩方塘，田田绿盖。颜色纯净，姿态婷婷，摇曳在清风之中，那种清新明丽之美和那红绿相映所产生的美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其色如此，其香也独具一格，英特点是“香远益清”（周敦颐《爱莲说》）。这既“远”又“清”的芳香在群芳之中的确是少见的，所以，从色彩和香气上看，荷花确实不同一般的凡花俗卉。难怪诗人惊叹它“无色可并”，无香可比，深深地迷恋上它，实际上这是诗人为爱侣的美色而醉心。
瑶席乘凉设，金羁落晚过。”前一句是在月下观赏，后一句是在夕阳下观赏。调整后的语序是：“金羁落晚过，瑶席乘凉设。”夕阳下的荷花自有一番风韵，那鲜艳的花朵衬着碧绿的荷叶，本已娇媚非常，这时它上面又洒上了夕阳的金辉，带上了“金羁”。就更加鲜艳绚丽、光彩照人了！而月下的荷花，那种朦朦胧胧的美也是令人心醉的，淡淡的夜色。皎皎的月光。这是荷花的衬景。徐徐的清风，摇动着花朵花叶，又给这奇妙的画面增加了动感。此时的荷花娇美轻盈，摇曳多姿，仿佛月中的仙子，款款移步于琼楼玉宇之中，与特有的环境，特有的氛围交织共融，产生梦幻一样的关，这两句的实际内容是诗人从傍晚到黑夜约会情人，面对爱侣时的情形。诗人同时写的《曲池》一诗有“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的诗句，写的就是这种情况。
五、六两句“回衾席照绮，渡袜水沾罗”也是描写与爱侣的欢会。前四句主要是托物寓意，用的是曲笔，写得比较“隐晦”，而这两句近于写实，比较明显。前一句侧重于场面描写：又点亮了席，明亮的席光照着锦被。由这场景可知两人的感情达到何种地步了。后一句重在写人，交待得十分清楚：女方是渡水而来，罗袜已经被水打湿了，表现出女子的痴情，也表现出诗人的细心。
最后两句“预想前秋别，离居梦棹歌”是叹别。“前秋”是秋前之意，因为前面是“预想”．当然不会是过去时而是将来时。“棹歌”一句是用典。《南史·羊侃列传》记载羊侃“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此外“梦棹歌”即“梦采莲”之意，也即梦想再次相会的意思。“莲”，是“怜”的谐音，“采莲”（怜）意为求欢。这一联中的第一句，推开了一步：诗人此时本来是和情人欢会。
鱼水相得，可是却又忽然间发愁了。愁什么？原来他想到在秋天到来之前就要与恋人分别了。于是便预想起别后的情况：天各一方，不易相见，只能是“梦棹歌”，即只能在梦中相会了。相会之时想到离别。心中犯难；离别之后，又难相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实在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啊！这推开一步的预想，从侧面透露出两人感情的深度，所以，当诗人的这位爱侣后来亡故之后，他故地重游之时。眼见凤去楼空，抚令追昔，无限凄楚：“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在那荷叶初生的春天我与你相遇，并从此增添了离愁别恨，而今你像枯荷一样谢世了，只留给我一片凄凉。只要我身在人世，对你的情意就永远不会消失。曲江池头那无尽的流水啊，你带给我多少惆怅！可见《荷花》一诗，不是一般的咏物诗，它是李商隐爱情生活的写照。
这首诗主要用象征手法，借描写荷花来寄托自己的情事。本来是描写自己热恋之人，但却不直接描写女方本身，而是以荷花出之。即使是描写欢会之事，也不用直白之笔，而是通过“衾绮”、“罗袜”来侧面暗示，没有露骨、庸俗的平直之语。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