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的送行诗很多。但送行有种种情况，诗的情味也就大不一样。这里是送一个年轻人去探望他的叔父，而他的叔父，又是那里的州官。恰逢时节在初春，正是游历的大好时光。对一个刚成年的人来说，游历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件好事。尽管离别免不了引起依惜别之情，但也被替对方高兴的心情掩盖了。这就决定了这首诗的明快基调。
诗的首联点明了送人春日出游的意思。诗人化用了前人的诗句。谢灵运《悲哉行》说：“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王孙是对年轻人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漂母对韩信说过这样的话：“ 吾哀王孙而食之，岂望报乎！”王牧恰好姓王，所以用在这里更显恰当。汀洲，说明送别的地点在水边。细草绿，时值早春，小草刚刚发芽。古人常常把春草和离情联系在一起。《古诗十九首》说：“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浓，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所以一说“细草绿”，惜别之意也就蕴含其中了。
第二联是对被送者的介绍和赞许。古代男子二十而冠，束发戴帽，表示已经成年了。这正是人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不仅如此，王牧承继了家学，擅长诗赋，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四弓裘”，用的是《礼记·学记》的典：“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后来便用“弓冶”、“弓裘”比喻父子世袭的事业。这里既是对王牧的赞许，又是对他所要拜见的叔父的称誉。当然，应酬之作中这类词句难免也有溢美之处。
第三联设想王牧旅途中的见闻。“野渡华争发，春塘水乱流。”这两句描写山野春天雨后的景色。一场春雨过后，山华竞放，争奇斗妍；春水潺流，喷珠溅玉。这才是真正的春天，是身居市朝的人们领略不到的春天的真正的美。这两句诗不仅形象地概括了春日山野的美，而且写得生机勃勃，清新流丽。前人评论道：“ 李袁州（嘉祐）中兴高流，与钱（起）、郎（士元）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敌。如“野渡华争发，春塘水乱流”、“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唐音癸签》卷七引刘辰翁语）
第四联设想王牧的叔父见到他后，一定十分怜爱，舍不得他离开。所以嘱咐说：你母亲还在倚门而望，日日盼着你归来呢。小阮，阮籍的侄子阮咸，叔侄二人都在“竹林七贤”之列。这里用以喻王牧叔侄。
全诗清丽流畅，气韵生动，是应酬诗中难得的佳作。沈德潜评论此诗云：“天然名秀，当时称其齐梁风格，不虚也。”（《唐诗别裁》卷十一）
“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一句，季节、时间、环境、情绪全出来了。春日的一个黄昏，日色将尽，夜幕降临，花辨上也似乎含着缕缕烟雾，女主人在干什么呢？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明如镜、皎如绢，一种淡淡的愁绪让她开始感到闷倦，难以安眠。这样一烘托，一幅温婉细腻的场景率先浮现在了读者面前。
紧接着一副工整的对仗“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古代赵国的妇女善鼓瑟，故称赵瑟，蜀中有桐木宜作琴，相传司马相如曾奏蜀琴来挑逗卓文君。诗人用这两句排比在暗喻什么呢。从字面上来看，赵瑟刚弹过，凤凰状的瑟柱停下来了，又不知不觉的拿起蜀琴，准备开始奏起鸳鸯弦。而凤凰、鸳鸯都是成双成对生活，正是男女之情的一种见证！哦，原来女主人是在思念她的爱人了。
再来看下句“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男人在思念至极呐喊“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一片如火之热情。女人则如水，她不怨恨，她只是把满怀心事托与春风，希望春风能把因凤凰柱、鸳鸯弦带给她的那深切的别离之苦捎给远方的心上人。“寄燕然”一句告诉我们，原来她的丈夫是从征去了。李白在《关山月》中曾经这样描写过征客的心境“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这样的思念，比起“一种相思、两种闲愁”的“闲愁”更多了几分烟火气息和现实意义。
心事已经寄予春风了，春风真的能给爱人带去自己的一片相思吗？女人心里依旧一片茫然，于是她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忆君迢迢隔青天”！山水迢迢，对你的思念如此遥远，就象隔着那苍茫的青天。
“昔日横波目，今为流泪泉”，一句想象奇特、大胆夸张的对偶把这个美丽的女子形象刻画出来了，旧日的那对顾盼灵秀、眼波如流的双目，如今却变成了泪水的源泉，可知二人分开之后，女子除了长夜无眠和深深叹息之外，竟是常常的以泪洗面。
末句“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使这个女子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了，你看她娇嗔的说道：如果你不相信我因为思念你而肝肠寸断，等你回来时，在明镜前看看我憔悴、疲惫的面容就知道了。一副天真、调皮的样子跃然纸上，让人倍加爱怜和心痛。
《长相思》第二首相比第一首，言语更加浅显易懂、音韵更加曲调化，我想，这与唐朝音乐鼎盛有关，从宫廷乐府到民间教坊，许多诗词都被谱上曲谱，四处吟唱，李白的乐府诗更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第二首又用了夸张、排比、想象、暗喻等手法，从多个角度把这个美丽多情的女子对出征边塞丈夫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人虽不是女子，却能刻画如此生动、细腻的女子形象，就好像曹雪芹不是女人，却能读懂天下形形色色的女人一样，我想，世间无论男女，也许不必太多的在意付出，只要能真正的读懂对方，此生足矣！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