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前二句歌颂郭子仪恢复山河的功绩，超过了马援。后两句正面描绘渲染汾阳旧宅今日之冷落荒凉。全诗通过描写郭氏旧宅凄凉衰败的景象，抒发了对郭子仪的怀念之情，同时感叹统治者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寄意深婉，造境苍凉。

　　首句照应题面，写郭子仪旧宅门前山河依旧。次句再强调郭子仪恢复唐室之功勋。东汉马援，曾封伏波将军。诗人拿马援与郭子仪相比较，这不仅仅是因为“波”字与“河”字押韵，而且还因为二人的战功类似，即都是“破虏”，都是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的战争中建立了殊勋。所以，这种比较是很中肯的。但郭子仪的功勋远远超出马援之上，理应受到唐室的长久尊重，这就为后文描写唐室对功臣之薄作了有力的衬跌。

　　诗的后二句，描写郭子仪旧宅已经冷落荒废。末二句写郭子仪故居荒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据张籍诗，汾阳旧宅位于“古槐深巷”，所以结句写的“古槐疏冷”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诗人在反映这一真实的生活现象时，没停留在复述事实上，而是注意了溶情于景，作了艺术渲染。昔日的歌舞地，不见人群车马，只见草木，巳显示其冷落，而且树木也稀疏得不能蔽日，所以这里的夕阳光辉特别多，这就更加衬托出了故宅的荒凉。

　　这首诗的描写对象是汾阳旧宅，但它的意旨没有停留在咏怀陈迹上，它还具有讽刺朝廷对功臣冷薄寡思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主要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盛唐中唐咏怀古迹的诗歌传统，善于把历史事实与眼前景象融合成为意境。在这首诗里，诗人把郭子仪恢复唐室山河的史实与眼前所见古槐夕阳景象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这个意境既有历史内容，又有现实意义。

　　这首七律，诗人写自己身处暗世、有志难伸、怀才不遇、走投无路的困境和内心的烦恼。通篇夹叙夹议，评论时事，陈述怀抱，满篇韵味，生动感人。

　　诗的首联概述诗人的境遇和处世态度。“酒瓮琴书伴病身”，开头七字，形象逼真地勾画出一个当时封建社会中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只有三件东西：借以泻愁的酒瓮，借以抒愤、寄情的琴和书，诗人是十分贫寒、孤独的。可是诗人对这种贫苦生活所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熟谙时事乐于贫”。原来他“乐于贫”乃是因为对当时晚唐社会的昏暗社会现实非常熟悉。“熟谙”一词，总括了诗人“年年名路漫辛勤，襟袖空多马上尘”（《感秋》）的长期不幸遭遇；也暗示出上句“病身”是如何造成的。“乐于贫”的“乐”字，表现了诗人的耿直性格和高尚情操。这样正直、高尚的人，不能“乐于”为国施展才华，而只能“乐于贫”，这是统治者造成的真正悲剧。

　　紧接着，诗人进一步表明“乐于贫”的心迹：“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意思是说：我宁愿安守穷途，做天地间一个隐逸诗人；决不愿获取俸禄，当人间的庸俗官吏。这一联警句，上下对仗，一取一舍，泾渭分明，坚定有力，震慑人心。这种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冰清玉洁的品格。

　　诗人说宁愿作“闲吟客”，第五句对“吟”什么作了回答：“诗旨未能忘救物”。诗人困于蒿莱，也不消极避世，而是始终不忘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他的诗多是“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见李处士》），表现出一片救物济世的热情。正因为他的诗“多主箴刺”，而不能为世所容，以致“众怒欲杀之”（见《唐才子传》）。故诗的第六句深深慨叹：“世情奈值不容真！”真，指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之士。“不容真”三字，深刻地揭露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社会。这两句是全诗的重点和高峰。诗人单刀直入，揭示了志士仁人和黑暗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

　　诗的最后两句，以苍凉悲愤的语调作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一生怀才不遇，壮士莫酬，内心的痛苦，无处诉说。诗人说：“吾唐”虽大，却没有正直之士容身之地，我只好遁身世外，做个隐逸之人。在《离骚》中，屈原也是掩泪叹息：“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此诗结尾两句和《离骚》的卒章同样感人。诗中刻画了诗人白发满鬓、愁容满面、仰天长啸、老泪纵横的形象。

　　这首诗以议论为主，但议而不空，直中见曲，议论同形象相结合，议论中又饱和着浓郁的感情，字字句句“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惠洪《冷斋夜话》），充满着悲切和激情。在谋篇布局上构思精巧，结构层层推演，环环相扣，步步进入：首联“乐于贫”，带出颔联“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颔联“闲吟客”带出颈联“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颈联“不容真”，带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又与开头“酒瓮琴书伴病身”相呼应，浑然一体。随着层次的推进，诗人的形象越来越鲜活；诗人感情的波涛，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逐步推向高峰；诗的主旨也一步一步开拓、深化。此诗的意境转过一层又一层，愈来愈入佳境。

　　上片开端五句，评价友人之诗，言其音韵和谐美妙，意境清峻。“佳人”以下，赞美其高洁的品德，以及壮志难酬的痛苦。下片希望友人着眼大局，挺身报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夜半”二句，遥想金戈铁马战场厮杀之情景，回荡现实却又是无比的痛苦。结句点明恨如潮水，正是由于国土分裂，简短有力，精悍异常。

　　上片首句至“毛发”数句评价叔高的诗作。词人评点得很细致，语言优美，比喻新颖，想象奇特，极富诗情画意。接下至“调瑟”数句哀叹叔高的萧索境况。以古今美女多遭遗弃隐喻才士常被埋没；“金屋冷，夜调瑟”则借汉武帝皇后阿娇失宠，进一步说明被遗弃的痛苦。运用比兴手法，以虚写实，其艺术效果反而更好。

　　下片写叔高之怀才不遇而转及其家门昔盛今衰。长安杜家曾是大族，门望尊崇，但叔高一家与之有别，朝中众臣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虽然叔高五兄弟都有才能，却因不会钻营而不能有所作为。接下来作者又对祖国分裂产生悲叹：曾经衣冠相继的中原路上，如今却是一片荒凉，遍地战骨渐渐销蚀。统治者大兴清谈之风，借以掩盖他们的无能和懦弱。但词人的爱国热情依旧高涨：“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此时词人好像又回荡了年轻时与金兵作战的大年代，但这毕竟只是幻觉，取而代之的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末句“南共北，正分裂”便是造成作者如此痛苦的根源。

　　全词词人擅用比兴，设喻新异，想像独荡，词中称赏的诗境之美，高冷绝俗，亦可看作词人所追求的某种美学境界。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