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陪宴所见,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贵戚专宠的国家大事,由个人身世之慨发展到时世之叹。全诗画面繁复,情感郁结,气势磅礴,包蕴深远,显示了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逐渐形成。
此诗从设宴园中叙起,写景由近而远。头两句写乐游园上的景色。次两句写乐游园周围景色。既见地势高敞,又见胸襟开阔,其心旷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维的《辋川集·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差可比拟,而笔力则更加雄浑。
正因为座上俯视,可见全城:“秦川对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长生句至“缘云”句一段从所见宫阙园苑远景生出的有关皇帝此时此刻也在真宴游玩的想象。《两京新记》载:“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亘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园,提到夹城复道中如雷霆般轰鸣的车马仗经过时的声响,提到大开的天门阊阖,等等,可见指的是皇帝带着他的宠幸这时正赶着前往南苑诸胜去寻高作乐。
“酌瓢”“调马”是就皇帝而言。唐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长生,偶尔也会在大内用“长生木瓢”酌饮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庙赋》中二丞相颂扬玄宗“浇讹散,淳朴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这么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强烈的凡人情欲,而“更调鞍马狂高赏”,到南苑诸胜散心去了。
这诗先叙杨长史设宴于地势高敞的乐游园,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见而生出种种有关皇帝游幸情事的想象,并以含混的言辞加以表现。因为相隔很远,虽见到一些动静,到底只能凭想象揣度,并非亲眼得见,难能坐实皇帝一定在内,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寻高作乐,即使不像王维那样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他辩护,说这只是“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也不能大肆张扬他跟爱宠们在吃喝玩乐啊,想说又不敢说,这就不免支吾其词,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势必会勾引起应诏、召试以来的无穷心事,倾泻出来,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叹和徙倚无依的身世之感。诗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后段诗意的过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讲解起来,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显得疙疙瘩瘩了。
此诗画面的繁复和跳跃、情感的郁结与变化,造成了纵深横阔的效果,显示了杜甫独特诗风的逐渐形成。旅食京华的十年,杜甫留下了一百一十多首诗,包括《前出塞》《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既具有广阔深沉的生活内容又充满杰出想象力的作品,所以《乐游园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这首诗在杜甫七古长篇中第一次展现出了“沉郁顿挫”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显现出诗人诗艺逐渐成熟的痕迹。
首句“游人五陵去”“游人”,强调其浪游者的身份。“五陵”本为汉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都在长安,诗中用作长安的代称。京华之地,是游侠云集之处。“宝剑值千金”,惜别赠别乃知之所为这句诗本为曹植《名都篇》诗句,这里信手拈来,不仅强调宝剑本身的价值,而且有身无长物的意味。这样的赠品,将是无比珍贵,不可等闲视之。诗中写赠剑,有一个谁赠谁受的问题。从诗题看,本可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作者送朱大以剑。而从“宝剑”句紧接“游人”言之,似乎还可理解为朱大临行对作者留赠以剑。在送别时,虽然只能发生其中一种情况;但入诗时,诗人的著意唯在赠剑事本身,似乎已不太注重表明孰失孰得。这反而耐人寻想。
千金之剑,分手脱赠,大有疏财重义的慷慨之风。不禁令人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那便是“延陵许剑”。《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受封延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季札挂剑,其节义之心固然可敬,但毕竟已成一种遗憾。“分手脱相赠”,痛快淋漓。最后的“平生一片心”,语浅情深,似是赠剑时的赠言,又似赠剑本身的含义——即不赠言的赠言。只说“一片心”而不说一片什么心,妙在含浑。却更能激发人海阔天空的联想。那或是一片仗义之心,或是一片报国热情。总而言之,它表现了双方平素的仗义相期,令人咀嚼,转觉其味深长。浩然性格中也有豪放的一面。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称他“救患释纷,以立义表”,“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新唐书·文艺传》谓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那么,这首小诗所表现的慷慨激昂,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篇散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写毛笔的制作、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所废弃,因此摹拟史传笔法。全文一共是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三四段为第二部分,通过毛颖被皇帝重用与抛弃,这样亲疏各别的对比,深刻阐明:皇帝寡情,对待百姓不过是利用而已。第五段为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这篇散文运用语意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
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第一段,先叙毛颖祖先明际,封于卯地,死后为十二属相,次叙敌人月宫、齐东郭馈被害,如同史传叙述先世。第二段借秦始皇大将蒙恬围猎献俘,隐喻聚毛制笔。“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始皇使恬赐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处处双关毛笔。
第二部分,第三段写毛笔因有广泛功用,得到人人的喜爱和皇帝的重用。叙毛颖得到宠幸,“与上益狎”的情况,作为下面被抛弃的反衬。第四段,写毛颖因“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而遭皇帝揶揄,并受到“不复召”的冷遇。
第三部分,模仿《史记》“太史公曰”评价毛颖的历史功绩,对其遭到疏远抒发感叹。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尖锐地指出:“秦真少恩哉!”篇末点睛,一针见血。
这篇文章以事件进行谋篇,三部分紧密联系,一气贯注,但中间峰峦迭起。如毛颖祖先的一支遭覆灭之灾,毛兔家族交了厄运,接着蒙恬将军“载颖而归”,毛颖成了俘虏,不料秦始皇“赐之汤沐”,毛颖得到了封爵,“日见亲宠任事”,情况发生剧变。毛颖的命运由逆境往顺境转化,此后,愈见发达,君臣、国人,无不喜爱,毛颖达到了事业的峰巅,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毛颖免冠谢皇帝,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便被皇帝弃之不用。这是文章的一大转折,既是寓言的高潮,亦是它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带悲剧性的,它犀利而深刻地道破了皇帝的本质。行文至此,本可收束,但“太史公曰”一段议论阐发了寓言的含意,使主题愈益深化。如此转折变化,曲尽其妙。
这篇散文在写作手法上颇具特色。
首先,这篇散文的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作为主角,用拟人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宋写,化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为对人物身世的生动描述,寓作者之意于“毛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读者读完全篇,“毛颖”的生动形象仿佛浮现于眼前。散文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其艺术上的可贵之处,首先当推形象之创造。本文即以此构思,激活全篇,使之生动活泼,精彩动人。
其次,在表达方法上,文中有对毛颖身世、遭遇的叙述,情节生动、曲折,宛如小说。也有关于兔子,毛笔的知识性说明,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增加见闻。其间还穿插一些神话、传闻,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结尾处仿《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使读者读罢犹不能释手,似有余音不绝于耳。
总之,文章是将叙述、说明、议论、抒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整篇文章既锚落有致,富于变化,又做到章法谨严,进退有度。第三,作者行文无拘无束,自然流畅,语言富创造性。作者在文中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西汉散文语言的优秀传统, 自然而无堆砌浮艳之风,多用双关语、谐音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使读者在轻松会意的微笑中为作者的机智所折服,并由此而产生共鸣。作者圆熟的语言能力,也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