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描绘室内情景:破新橙,焚兽香,坐吹笙;下片想象室外情景:时已三更,马滑霜浓,行人稀少。前者实写,用实物烘托室内温馨气氛;后者虚写,以语言渲染室外寒冷景象。全词曲折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表露出彼此相爱的心情,为后世历代词家所称赏。
上片以男方的视角写美人的热情待客,抒发新女子情投意合的情感。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在那吴盐白洁似雪的夜里,并州的剪刀凉白如水,美人以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切开新橙。这几句是描写男女夜晚相聚,美人切新橙共尝的亲热情景。
“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新坐调笙”──室内是暖烘烘的帏幕,刻着兽头的香炉(叶嘉莹:兽形的香)轻轻升起沉水的香烟。只有两个人相新坐着,女子正调弄着手里的笙,试试它的音响;男子显然也是精通音乐的,他从女子手中接过笙来,也试吹了几声,评论它的音色的音量,再请女子吹奏一支曲子。这里也仅仅用了三句话,而室内的气氛,两个人的情态,彼此的关系,男子和女子身分,已经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了。
下片以叙事的方式来抒情,改用女方的口吻来传情,有层次,有曲折,人物心情的宛曲,心理活动的幽微,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更是十分细腻逼真。
“低声问”一句直贯篇末。谁问?未明点。为何问?也未说明。“向谁行宿?”的文化自知是男子的告辞引起。写来空灵含蓄,挽留的意思全用“问”话出之,更有味。只说深夜“城上已三更”,路难“马滑霜浓”,“直是少人行。”只说“不如休去”,表情措语,分寸掌握极好。
这首词,通过新女子特有口吻惟妙惟肖的刻画,曲折深微的写出新象的细微心理状态,追述作者自己在秦楼楚馆中的经历,大有呼之欲出之概。词结束在“问”上,结束在期待的神情上,意味尤长。无限情景,都自先手破橙人口中说出,更不别作一语。意思幽微,篇章奇妙。
词中所写的男女之情,意态缠绵,恰到好处,可谓“傅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不沾半点恶俗气昧;又能语工意新。这种写生的技巧,用在散文方面已经不易着笔,用在诗词方面就更不容易了。单从技巧看,周邦彦实在是此中高手。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这是代宫人所作的怨词。首句写夜来不寐,梦想君王临幸;二句写忽闻前殿歌声,君王来幸无望;三句写红颜犹在,君恩已断之苦;四句写再幻想君王可能来幸,于是斜倚熏笼,坐待至天明,终成泡影。全诗语言明快自然,感情真挚而多层次,细腻地刻划了失宠宫女千回百转的心理状态。
诗的主人公是一位不幸的宫女。她一心盼望君王的临幸而终未盼得,时已深夜,只好上床,已是一层怨怅。宠幸不可得,退而求之好梦;辗转反侧,竟连梦也难成,见出两层怨怅。梦既不成,索性揽衣推枕,挣扎坐起。正当她愁苦难忍,泪湿罗巾之时,前殿又传来阵阵笙歌,原来君王正在那边寻欢作乐,这就有了三层怨怅。倘使人老珠黄,犹可解说;偏偏她盛鬓堆鸦,红颜未老,生出四层怨怅。要是君王一直没有发现她,那也罢了;事实是她曾受过君王的恩宠,而现在这种恩宠却无端断绝,见出五层怨怅。夜已深沉,濒于绝望,但一转念,犹翼君王在听歌赏舞之后,会记起她来。于是,斜倚熏笼,浓熏翠袖,以待召幸。不料,一直坐到天明,幻想终归破灭,见出六层怨怅。
一种情思,六层写来,尽缠绵往复之能事。而全诗却一气浑成,如笋破土,苞节虽在而不露;如茧抽丝,幽怨似缕而不绝。短短四句,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失宠宫女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夜来不寐,等候君王临幸,写其希望;听到前殿歌声,君王正在寻欢作乐,写其失望;君恩已断,仍斜倚熏笼坐等,写其苦望;天色大明,君王未来,写其绝望。泪湿罗巾,写宫女的现实;求宠于梦境,写其幻想;恩断而仍坐等,写其痴想;坐到天明仍不见君王,再写其可悲的现实。
全诗由希望转到失望,由失望转到苦望,由苦望转到最后绝望;由现实进入幻想,由幻想进入痴想,由痴想再跌入现实,千回百转,倾注了诗人对不幸者的深挚同情。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