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家女子一旦嫁给豪门阔少,便由贫贱之身一跃而为身价百倍的贵妇人,恃宠享乐。娇贵异常;而不遇之女,即使美颜如玉,亦不免终生沦于贫贱境地。此诗所写,盖为此而发,而其所蕴含的意义却超越了诗中所写事实本身,从而使这首诗的诗意具有了很大约外延性。或谓伤君子不遇,或谓讥刺依附权贵的封建官僚,或谓慨叹人生贵贱的偶然性,都能讲得通。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八句为第一部分,构成了这首诗的主体,塑造了因遇而骤得富贵的“洛阳女儿”这一艺术形象。开头两句对“洛阳女儿”略作介绍。以冷语发端,自含鄙夷之意。下面两句说她的丈夫骑着宝玉络头、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她的侍女为她献上满盈金盘的鲤鱼片。一为侧笔映衬,二为正面描写,一虚一买,“洛阳女儿”的身价和地位显示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小家女子,朝夕之间竟身价百倍,原因就是嫁给了一位颇有身份的“良人”。遇者则贵、不遇者则贩的人生感慨,暗暗含在其中。“画阁”以下四句,写“洛阳女儿”住在红桃绿柳竟相掩映的画阁朱楼,出门坐的是用罗帷遮护的七香车,回来的时候,用宝扇遮面,被接入九华帐里。至此,“洛阳女儿”的饮食起居已见一斑。“狂夫富贵在青春”到“不惜珊瑚持与人”,连续驱使典故,插入对其丈夫的描写;结构上照应上文“良人”一句,将诗意补足。其夫正当青春年华,身享荣华富贵,意气骄奢,甚于晋代巨富石崇;丈夫亲自教她跳舞,其怜爱之情,一如刘宋汝南王之干爱妾碧玉。“不惜珊瑚持与人”,用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将“良人”骄奢豪富之态现于纸上。这里所描写的是“狂夫”之相,但细玩诗意,却是借“狂夫”之相,以形“洛阳女儿”的娇贵之态,貌似游离实则还是为写“洛阳女儿”而驱使笔墨的。随后,顺接上面的“自怜碧玉亲教舞”句意,迤逦而下,正面描写“洛阳女儿”在九微灯约光晕里,在雕花的连环形窗下,通宵达旦,歌舞不休。这里特别点染了灯花燃尽而扑窗乱飞的一个细节,暗示“洛阳女儿”通宵沉醉于狂歌狂舞中,直到天亮,九微灯才熄灭,这里以九微灯入诗,无异是把“洛阳女儿”与王母同化为一体了,从而为“洛阳女儿”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其富贵之相,借典故婉然传出。“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写“洛阳女儿”戏乐已毕,无暇练习曲子;打扮好了,依炉熏香而坐。“坐”字,仿佛见其慵懒之态和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下面又拓开一层,写“洛阳女儿”出入贵戚之家,奔走权门之内,虽语不涉讽,但讽意存焉。
诗的最后两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把笔锋猛地一转,描绘出一幅貌似孤立实则与上文融浃为一的越女浣纱的画面。美颇如玉的越国女子西施,在她未遇之时,身处贫贱地位,只好在江边漂洗罗纱。“谁怜”二字,一贯到底,造成快速的节奏和奔流的诗意,表达了诗人对不遇者的深切同情。其中也不乏感愤不平之气。
全诗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一贵一贱,一奢靡,一穷困,各成独立的画面,却又相反相成地统一于全诗中。写法上,前一部分以繁笔铺张扬厉,穷形尽相;后一部分以简笔淡然点染,意到即止。一繁一简,繁简各宜。诗中有讽刺,有同情,有慨叹,而这又深深地隐蔽在文字背后。
少游词的基本风格为雅丽,但也有少量俚俗之作,吴梅曾举俚俗之词数首,惟不及此。可见此词既雅又俗,殊难界定,可以雅俗共赏视之。
“玉楼深锁薄情种”,意谓词中女子被“薄情郎”深锁闺中。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一般称男子为薄情郎或薄幸,这里的“薄情种”概指夫婿。古代女子极少与外界接触,遇到夫婿外出,自有被深锁玉楼之感了。
词在介绍环境、引出人物之后,便以情语抒写长夜难眠的心境。“清夜”,写夜间的清冷沉寂,“悠悠”状夜晚的漫长。悠悠春夜,闺人独处,备觉凄凉。而着以“谁共”二字,则更加突出孤栖之苦。又以问句出之,便渐渐逗出相思之意。此时她惟见一床绣着鸳鸯的锦被、一双绣着凤凰的枕头。凤凰鸳鸯,皆为匹鸟。这对单栖的女主人公来说,无异是强烈的对比、辛辣的讽刺。鸟儿尚且成双作对,人儿反而孤眠。因此说是“羞见”。这二字用得极好,既通俗,又准确。以“羞见枕衾鸳风”烘托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极为贴切。歇拍“闷则和衣拥”,清人彭孙通谓“新奇之甚”。可这里俚语,也就是话在人民口头的语言,一般雅词中是不用的。少游这里用了,就显得真挚、坦率,富有生活气息。在这一句中,“闷”字似更为要紧,女主人翁因为被玉楼深锁,无人共度长夜,所以心头感到闷得慌。闷而无可排解,只得和衣拥衾而卧。因此这一句是上阕的结穴所在。
下阕写女主人翁梦醒。她拥衾而卧,似乎睡着了,人梦了。依词意,她似乎梦得很甜美。但刚刚人梦,就被城门楼上传来的画角声惊醒。“无端画角严城动,惊破一番新梦”,意境好似李清照《念奴娇》中的“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不过这里的新梦是被画角声所惊醒罢了。梦被惊醒,睁眼看看室内,照理应该仍是“羞见枕衾鸳风”,仍是“闷则和衣拥”。然而这样写,词情便没有发展,境界更显得重复。于是词人宕开一笔,从室内写到室外。
室外的景象,同样写得很冷静,但语言却变得更为雅丽一些。此刻已到深夜,月亮洒下一片清光,地上铺着浓重的白霜。月冷霜寒,境界极其凄清。这也是主人翁心境的写照,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有我之境”是也。在此境界中,主人翁似乎谛听着外面的一切,刚听罢严城中传来的画角声,又传来一阵哀怨的乐曲——《梅花三弄》。听《梅花弄》而曰“彻”,说明她从头至尾听到最后一遍,其耿耿不寐,可以想见。这结尾二句,紧承“梦破”句意,针门一线,衔接得妙,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刻画主人翁长夜不眠的情景,从而突出“忆故人”的“忆”字,语言清丽,情致雅逸,留有余味,耐人寻绎。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