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以轻淡的笔触,描写了古代少女们春天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段,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副情趣盎然的图画。
词的上片写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又写出了季节与景物的关系,给人以具体的印象。行文轻快流丽,蕴含喜悦的情意,为全词的明朗、和谐、优美的基调打下了基础。“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三句描绘了一个春意盎然的园子,园中有一个碧水荡漾的池塘,池面上点缀着几点青苔,密林深处不时传来莺儿的歌唱,空中还有柳絮飞舞。“日长”,表明季节已开始变化,多少有点惜春的意味。柳絮在空中飞舞,显示出晴和的景象。“碧苔”、“黄鹂”、“飞絮”,看来似乎是极其常见的自然景物,经词人稍加点染,宛如一轴初夏风光小幅,特别惹人喜爱。
下片写人。“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趁着这春暮夏初的季节,少女们停了针线,来到这大自然的怀抱里。这时,东边邻居的女伴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她们正好在那条桑田小路上相逢了。“巧笑”二字,捕捉到了“东邻女伴”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情态的描写,由内心到外表塑造了东邻女这一形象。内心真情流露的一刹那,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读时,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这位天真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欢乐。她忽然想起昨天夜里做的那个好梦,认为那原来是“斗草赢”的兆头,脸上又飞起了笑容。词中没有正面来描写斗草的活动,而是捕捉住两人斗草时的情景,着意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神态,以轻松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少女纯洁无暇、活泼天真的性格特征。只用一笔点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位少女不仅聪明,富于想象,而且心灵是那样纯洁无瑕。
此词画面明媚,情调欢快,风格质朴,或可视为晏殊词中的别调。上片写景,刻画出一幅秀丽的春景图。 “燕子”、“梨花”,形态一动一静,色彩一黑一白,以之对举开篇,有相映成趣之妙。同时,用“燕子”、“梨花”带出“新社”和“清明”,又为下片中少女的登台亮相埋下了伏笔。下片写人,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仕女图。“巧笑”二句写女主人公与她的女伴在采摘花草的小路上欣然相逢,逗出下文所描写的斗草游戏。但作者既不对斗草场面稍加展示,也不对斗草规则略作交待,而聚焦于主人公斗草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这同样别具匠心。“笑从双脸生”,尤为传神写照之笔:只有涉世未深、全无心机的纯情少女才会因为如此细小的缘由而笑得这般自然、这般天真。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