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自古以来就一直备受着人们的青睐。自东晋谢家才女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它似乎更成了后世文人反复咏唱的对象。
“悠悠扬扬，做尽轻模样。”黄昏之际，作者看见了雪花在漫天飞舞。“轻模样”，轻盈的模样，此形容可谓贴切传神。五百多年后，纳兰容若写了一首《采桑子》的词，开头就化用孙道勋的这句：“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纳兰公子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并不是喜欢雪花那轻盈悠扬的模样，我之所以喜爱它，完全是因为它生有人间绝无仅有的，那一种孤寂而又冷艳的美。
“半夜萧萧窗外响，多在梅边竹上。”这句是描写她半夜时分睡在床上，静静地聆听着大雪压折梅树和竹枝的声音。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五言诗《夜雪》，作品的意境尤其相似：“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由物及人，梅竹身上那种抽象的疼痛，继而转换成了一种具体的自怜之语。
今夜的大雪，重重地压着梅花和竹子。如今我尚会疼惜你们，而我一生的寂寞与哀愁，又有谁知道，有谁怜爱呢？这样的心境，也真真算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朱楼向晓帘开，六花片片飞来。”第二天一大早，她起来后，便迫不及待地掀开帘子。此时依然是大雪纷飞，只见是大片大片雪花迎面扑来。这个场景，诚如用《红楼梦》中的联诗所写：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
面对大自然馈赠的这些美丽的精灵之物，惊喜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作者在看到这一幕情景的时候，她的嘴角，当时兴许是泛起了一抹久违的微笑的。
“无奈熏炉烟雾，腾腾扶上金钗。”结句笔触轻灵，情感细腻。描写的是作者转身回屋的时候，没想到由于房内熏炉中那些带有温度的烟气，一下就将身上的雪花全部融化了。她无奈地看着雪花变成热气腾腾的雾气升腾而起，轻轻地笼罩在她那插有金钗的头上。雾气最后也渐渐地消失了，她显得无比的失落，只得独自在那低眉叹气。
明末戏曲理论家沈际飞，曾对这首词评曰：“雪之形声，盈耳盈目。”全词借物抒情，不写一字之喜，不着一句之怒，作者用轻灵的笔触，把一个女子一喜一嗔的神情，刻画得是如此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人的一生中，注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都要转瞬即逝。邓红梅教授也说过，纤微优美的景物，能映照出女词人内心敏感而细腻的情绪。
所以说，孙道绚虽然身为古代的一名未亡人，却在封建礼教的压抑下，能以女性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把生活中具体的意象和心中抽象的情绪，在词中巧妙的转换。她完成了她个人情感的升华，更为自己谱写了一曲生命赞歌。
无疑，孙道绚是一位优秀的女词人，也是一位善于煽情的高手。她的词作含蓄蕴藉、深微幽隐。情感细腻，韵味无穷。论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成就，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学习了。在宋词这片群芳灿烂的园圃里，她将当之无愧地永远占据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是一首精练含蓄、耐人寻味的哲理小诗，其在时空交错的叙述中，传达了诗人孤寂萧索的一种心态。此诗前两句交代了诗人自己新近搬到了孟城口居住之事，以及那里的衰败景象；后两句表达了诗人的无限感慨，使人由现在之衰景联想到昔日古树参天、杨柳依依掩映着精雅山间别墅的盛景。全诗精练含蓄、耐人寻味，构思深邃，笔墨精简曲折。
“新家孟城口”，首先是叙事，交代自己新近搬到了孟城口居住。按常理来说，既然是新家，应该有一番新气象。可诗人不然，下一句就说“古木余衰柳”，这里的环境除了疏落的古木，就是枯萎的柳树，呈现出的是一幅衰败的景象。一个“古”字，说明这里历史遗迹之长；一个“余”字暗含了兴衰的变迁；一个“衰”字，不仅画出了柳树无精打采、半死不活的形态，更暗示出一片衰败凋零的景象。想象当年宋氏别墅的盛况，对比现在的衰败状态，已经给全诗定下了悲愁落寞的基调。
搬到这样的环境里，乔迁新居的欢喜是没有了，带给诗人的，只有深深的思考。“来者复为谁”，是说以前这里有人居住，现在“我”来这里了，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以后再来这里的，是何人。“空悲昔人有”，则意为既然会有这样的新旧更替，现在的“我”也不过是后来人眼中的昔人，“我”也不必再去替前人忧伤。
这两句诗，粗浅一看，是作者的自我排解：我在这里安家是暂时的，以后来住的人不知又是谁，所以，即使这里的景象不佳，我也没有悲哀的必要。但深入地理解一下可发现，这是诗人一种哲理上的思考。既然现在是这样一幅衰败不堪的景象，那么以前肯定有生机勃勃的时候。现在的古木，那时候还在茁壮成长；现在的衰柳，那时候一定欣欣向荣。
此诗写景仅一句“古木余衰柳”，借一片疏落的古木和枯的柳树，便足以显示出孟城口衰败零落的景象；又借一个“余”字寓无限感慨，使人由今之衰联想到昔日古树参天、杨柳依依掩映着精雅山间别墅的盛景，可谓画一目而尽传精神。由此诗可知诗人构思之深邃，笔墨之精简曲折。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