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这是一首题画诗。画面上画着小鸭、嫩草等等景物。画尽管画得栩栩如生，但它是静的，无声。把静的画面用诗的形式写出它的动来，把无声之物赋予它以应有的声音，这就要看题画者的艺术才能了。这首诗就是根据诗人的观察、体会和想象，把画题活了。诗的大意说：春草虽然细嫩，却还正在生长，春天刚孵出的小鸭，喂养得渐渐成长起来。满身细密的绒毛已经能辨别出不同的颜色，它们不停地“鸭鸭”地叫着，大概是懂得呼唤自己的名字了。
这首诗写得富有儿童情趣。
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此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率真，是表现久戍思归主题的代表作。
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小雅·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扣军事情形，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小雅·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喻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茸，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诗人用师涓的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虽然模仿《小雅·采薇》却能出以己意，直抒胸襟，这在玄言诗风行的东晋诗坛上是十分可贵的，不失为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风貌的佳作。
这首词没有《桂枝香》的豪雄慷慨，也没有《浪淘沙令》的踌躇满志。全词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情真心切、恻恻动人、空灵婉曲地反映了作者积极的人生中的另一面，抒发了功名误身、及时退隐的的慨叹。
上片以写景为主，像是一篇凄清哀婉的秋声赋，又像是一幅岑寂冷隽的秋光图。旅舍客馆本已令羁身异乡的客子心中抑郁，而砧上的捣衣之声表明天时渐寒，已是“寒衣处处催刀尺”的时分了。古人有秋夜捣衣、远寄边人的习俗，因而寒砧上的捣衣之声便成了离愁别恨的象征。“孤城画角”则是以城头角声来状秋声萧条。画角是古代军中的乐器，其音哀厉清越，高亢动人，诗人笔下常作为悲凉之声来描写。“孤城画角”四有很强的感染力，并留下了对空旷寥阔的异乡秋色想象空间。下面接着说：“一派秋声入寥廓”，“一派”本应修饰秋色、秋景，而借以形容秋声，正道出了秋声的悠远哀长，写出了空间的广度，“入廖廓”的“入”字更将无形的声音写活了。开头三句以极凝练的笔墨绘写秋声，而且纯然是人为的声响，并非是单纯的自然声气。下两句主要写作者目之所见。燕子东归，大雁南飞，都是秋日寻常景物，而燕子飞往那苍茫的海上，大雁落向平坦的沙洲，都寓有久别返家的寓意，自然激起了词人久客异乡、身不由己的思绪，于是很自然地过度到下面两句的忆旧。“楚台风”、“庚楼月”用典。这里以清风明月指昔日游赏之快，而于“宛如昨”三字中表明对于往日的欢情与佳景未尝一刻忘怀。
下片即景抒怀，说的是：无奈名缰利锁，缚人手脚；世情俗态，耽搁了自的生活。风流之事可惜总被抛一边。“当初”以下便从“风流”二字铺展开去，说当初与心上之人海誓山盟，密约私诺，然终于辜负红颜，未能兑现当时的期约。“华表语”用了《搜神后记》中的故事，这里的“华表语”就指“去家来归”云云。关于“秦楼”，汉东府《陌上桑》中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楼即为美貌坚贞的女子罗敷的居处。李白的《忆秦娥》中说：“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也以秦楼为思妇伤别之处，因而此处的“秦楼约”显系男女私约。这里王安石表面上写的是思念昔日欢会，空负情人期约，其实是借以抒发自己对政治的厌倦之情、对无羁无绊生活的留恋与向往。因而这几句可视为美人香草式的比兴，其意义远一般的怀恋旧情之名词意至此也已发挥殆尽，然末尾三句又宕开一笔作结，说梦回酒醒的时候，每每思量此情此景。梦和酒，令人浑浑噩噩，暂时忘却了心头的烦乱，然而梦终究要做完，酒也有醒时。一旦梦回酒醒，那忧思离恨是更深地噬人心胸。这里的梦和酒也不单纯是指实的梦和酒。人生本是一场大梦，《庄子·齐物论》上说只有从梦中醒来的人才知道原先是梦。而世情浑沌，众人皆醉，只有备受艰苦如屈原才自知独醒。因而，此处的“梦阑酒醒”正可视为作者历尽沧桑后的憣然反悟。
作为一代风云人物的政治家，王安石也并未摆脱旧时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中间徘徊。他一面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另一面，激烈的政治漩涡中也时时泛起激流勇退、功名误身的感慨。这首小词便是他后一方面思想的表露。无怪明代的杨慎说：“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词品》）杨慎对王安石政治上的评价未必得当，但以此词为表现了作者思想中与热衷政治相反的另一个侧面，却还是颇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