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上片，追忆歌妓、侍女的深情与作者的思念。“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点明即将渡江的时间与行踪，突出描绘想象中的繁华秦淮。秦淮有歌女成群的黄金河畔楼台。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唱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宋代诗人贺铸《秦淮夜泊》也唱道：“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隔岸开珠箔，临风弄紫箫。”忆起王胜之昔日秦淮之风流，更加深恋今日秦淮的韵事。接着写宿处“月明”时，笔锋一转，突然有人吹起悲哀的笛声。这是受主人之爱而又得不到真情的凄楚之音，难言之音。吹笛者不知是谁，最后两句，引用六朝“王谢女”故事，作了回答。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金陵五题》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正是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烘托出了欢送王胜之上任之歌妓深情：既吹笛“多情”，又“相逐过江来”。
下片，写情势不许，情爱成影，有难言之隐。第一、二句，点化活用宋玉《高唐赋》中神话。巫山神女比喻“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将其神话比作情爱，尚未成真而今又分离了。作为歌妓，就是歌妓，官人无论如何喜爱，但要成为真正情爱是难越过封建社会等级观念障碍的，自然“相逐过江来”的歌妓与侍女，只能“云雨未成还又散”，令人“思量好事难谐”。第三、四句，从两个方面点明“云雨散”，“好事难谐”的原因：一是“凭陵”逼迫，情势不允许；二是“急桨”人催促开船不容犹豫。所以“两相催”成了这种不得不分离的现状和难言之隐的伤痛，“妓婵娟，不长妍”（孟东野《婵娟篇》）。最后两句“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为点题之笔，道出了东坡十分同情歌妓的心底之言：将心比心，心心相印，悔而又晚，隐痛难言，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首词原本为送王胜之龙图至南都之作。只因即歌妓与侍女陪送之事，而转到写这些底层女性无主的命运。在官人当政春风得意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就是“王谢女”；当官人贬谪或迁移不得志时，这些歌妓与侍女则成为“归去”女。作者批判昔日的秦淮韵事，同情眼前吹奏哀笛的歌妓的凄凉命运，就充分反映了他不为世俗传统观点束缚的新型妇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