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赠答名作。
上片写柳敬亭的身世和技艺。首句即点出柳敬亭的形象:嘿!你这个身穿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不仅表明作者对这位说书老的亲切之情,并自然呼出下文。“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三句,概括了他的坎坷身世。其中“繁华萧索”四字,指柳敬亭一生所经历的盛衰荣辱。“白衣苍狗”,见于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比喻变幻无常。纵观柳敬亭一生,荣辱盛衰,须臾变幻,饱尝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一个“阅”字,道出他平生的艰难曲折。下面两句,转而描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抵掌”,犹击掌,此处概指说书。六朝众多风流人物的英雄故事,一经他的手掌比划,便生动地呈现在听众面前,似狂涛飞跑,山岳奔走,使整个大自然富有灵性。词中“抵掌”与“舌下”紧相呼应,形象地刻画出他说书时的语言、动作和表情,维妙维肖。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可谓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柳敬亭不仅具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似易水、歌声听久”二句,即将他喻为战国义士荆轲、高渐离等人。词中一个“似”字,说明柳敬亭同当年的荆轲、高渐离一样,也是长期流落江湖的慷慨悲歌之士。“试问”三句,道出他的姓氏、籍贯。“芜城”,即古广陵城。后因战乱,城邑荒芜,鲍照为之写下著名的《芜城赋》,故城位于今江苏扬州。扬州清代为府,敬亭所居的泰州即隶属扬州府。这几句言敬亭当今姓柳,其籍贯正是后来荒芜了的古代名城广陵。“笑指”二字,不仅将其声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合盘托出他的爽朗性格和豁达态度,显得颇为传神。“休暂住,谈天口”,乃是作者的期望,但愿他将评话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谈天”,指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充溢着作者由衷的赞赏之情。
下片写柳敬亭晚年的境遇。“当年”四句,回顾往事。“处仲”,晋朝王敦的字。史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在武昌谋反。他率兵东下攻陷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入朝自为丞相,并谋篡帝位。后敦退兵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自为扬州牧。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再次谋反,兵入江宁,却病死于途中。又《晋书·王濬传》云:濬为益州刺史,晋武帝谋伐,诏濬造大船,自成都起兵。吴人于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椎,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后获吴间谍,具知其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上缚草人,椎著筏即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锁烧之。船无所碍。濬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词中言王敦率军进入石头城后,像当年吴主孙皓以铁锁抗拒王濬楼船,企图阻击晋朝大军那样,想以此为基地,篡夺帝位。但不久“落星如斗”,他因病死去。此处,作者以古喻今,实指南明左良玉的结局。据《明史·左良玉传》: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封宁南伯。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后左起兵讨马士英,军至九江,病死于舟中。词中暗示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失去了知己和依靠,只得重理故业,以说书为生。接着,便写他晚年赴北京的情况。“青门”,本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面的霸城门,因门色青,俗称青门。此处借指北京。这时柳敬亭已79岁,抗清复国的志向如同尘埃和梦幻一样消逝,其心情是极为悲凉的。“沽酒”二字,道出他到京城后不得不以说书糊口度日的窘境。“更谁是、嘉荣旧友”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晚年亲朋疏远、凄苦孤独的状况。“天宝琵琶宫监”,本指唐朝天宝年间玄宗梨园子弟的首领,此指柳敬亭。当年盛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的柳敬亭,如今虽已年迈憔悴,但他仍以其高超绝伦的说书技艺,不停地奔走于南国水乡,倾诉积淀已久的家国之恨。末尾两句,则揭示出他壮志未酬,大恨难消的结局。
总之,全词以铺陈叙述的手法,通过描写柳敬亭精湛超群的说书艺术和他一生坎坷不平、愁苦潦倒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位大说书家的高度赞誉和深切同情。清人王炜指出:其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园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萧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这首《贺新凉》正体现出缠绵款至、萧洒出尘的特色,因而具有感人的魅力。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