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好的艺术品往往具有一种褫魂夺魄的感召力，使观者或读者神游其境，感到逼真。创作与鉴赏同是形象思维，而前者是由真到“画”，后者则由“画”见真。这位盛唐诗僧景云（他兼擅草书）的《画松》诗，就维妙维肖地抒发了艺术欣赏中的诗意感受。作者用简朴的句子，不作写实的介绍，以虚写实，却顿现画中松的精妙之处。
一件优秀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就很新鲜、强烈，令人经久难忘。诗的首句似乎就是写这种第一印象。“画松一似真松树”。面对“画松”，观者立刻为之打动，由“画”见“真”了，这是不寻常的妙品。“一似”二字表达出一种惊奇感，一种会心的喜悦，一种似曾相识的发现。
于是，观画者进入欣赏的第二步，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联想，去玩味，去把握那画境。他陷入凝想沉思之中：“且待寻思记得无？”欣赏活动需要全神贯注，要入乎其内才能体味出来。“且待寻思”，说明欣赏活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一定要反复涵泳，方能猝然相逢。
当画境从他的生活体验中得到一种印证，当观者把握住画的精神与意蕴时，他得到欣赏的最大乐趣：“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这几乎又是一声惊呼。说画松似真松，乃至说它就是画的某处某棵松树，似乎很实在。然而未有过“天台访石桥”经历的读者，毕竟不知某松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又很虚。然而细加玩味，此松之精神俱在。
这是从天台石桥的特定环境暗示出来的。“天台”是东南名山，绮秀而奇险，“石桥”是登攀必经之路。“石桥南畔第三株”的青松，其苍劲遒媚之姿，便在不言之中。由此又间接传达出画松的风格。这就是所谓虚处传神了。
诗言画松之逼真，具体到石桥南畔“第三株”，又似乎过于指实。其实，“天台”、“石桥”在唐诗中几乎作为奇境胜地的同义语被广泛运用，此诗对此未必是实写。或者应该更为确切地说，是实事虚用而已。
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