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点出贬地之远,正符合诗人初到柳州的心境。本以为在永州十年等待而来的诏返,可以让自己再展宏图,未想到反被迁往更加远离中原的南荒之地,所以“趣绝”、“孤城”、“千万峰”,组合成叠相交加的荒远、隔高的空间意象,反映了他最直觉最敏锐的心理感受,处于这样的荒山远岭中,即使身为地方刺史,也如同被抛弃,于是,其寂寞之情随笔福来:“空斋不语坐高舂”,一“空”、一“不语”,直陈孤独之况。接下来写官事冷清、环境险恶,进一步铺叙其寂寞、忧恐之情。在荒州为官,穷极无聊,印不用而生绿、砚长不磨而生尘,已见常寂难耐,而环顾山水,又常有异鸟、怪物出没在视野里,其忧惧之情可以想像。最后两句寄塑对方,希望得到关心理解,诗人意谓:“丈人您是个清心寡欲的高士,可我不若您之机事尽忘,优游自适,您大概会想到我这个远谪绝域之人一年来憔悴成什么样子了吧。”言外极其孤独,极其苍凉。
柳宗元七律大多作于柳州,虽不多,但情感皆哀而酸楚,艺术亦精绝工致。此诗起句引出寂寞之情,中间展开具体景况铺写,结句画龙点晴,以“憔悴容”回照全篇,结构可谓浑然。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