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以“吾辈”开头，“吾辈”即是“我们”，开篇便点明诗作主体，先入为主，给予读者一种对诗歌的认同感。接下来所书的“道何穷”便体现了“吾辈”的现状，若说这一句只是平平无奇，那么接下来第二句的“寒山细雨”则是将第一句中朴实的语言一下子升华，“吾辈”之道正是如处“寒山细雨”之中，凄冷悲凉，却又屹立不倒，诗人用客观景象来对“道”的形势作出一种生动的描述。
颔联则是列举了几个常见的意象，如“儿童”，“果栗树”，但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意象，却最富有代表性。“儿童”是国家未来之希望，却从小将大道放之一旁，不以读书为业，反而去玩耍嬉戏，荒废时间，就连“果栗树”也即将被他们摘空。诗人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意象列举出来，而是通过这种写实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大道深深地担忧。
颈联则是以教育式的语气来为读者提出要求。两句工整相对，“言论”对“篇章”，“时务”对“国风”，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期望。杜荀鹤正是在这两句诗中明确向读者宣告了自己创作诗歌的根本目的，表明了他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鲜明态度。杜荀鹤将自己的诗集名为《唐风集》，其用意，即以“唐风”继“国风”，用他那“主箴刺”之文，来讽谕和裨补社会的弊废阙失。
尾联则是对颈联内容的一种补充，颈联提出了具体要求，尾联则是为达到这个要求坚定信心。“犹”，是“还，仍然”的意思，在这里，这个字用的恰到好处，世人都以为学识毫无作用，可诗人诗风在这个“犹”字上一转，立刻体现出一种警示的语气，他要提醒世人，他们的想法是荒谬的。体现了诗人对自己想法的肯定，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用呼告的语气告诫人们不要荒废学问，因为学问在这个太平年代是有很大用武之地的。“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古之人，不言文学则罢，言文学则必要把“道”摆在首位，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观和用世精神。这种心态，也可说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凝冻在诗歌里，难以剔除，成为表达上必有的一种“程式”。反之，缺失了倒觉得极不舒服，便是所谓“离经叛道”吧。故哪怕是言不由衷，心不在焉，用来作点缀，装饰，也是不可或缺的。这首诗便体现出这样一种“教化加牢骚”的程式。
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求救信。在信中，孔融叙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处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助。信中引经据典，讲说道理，举了燕昭王招贤纳士的例子。把救助朋友与招揽贤才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文感情真挚，语言恳切，词意委婉动人，十分感人。
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合终离的。开始，曹操拥戴献帝，定都许昌，邀请名流，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孔融以为曹操可以辅佐皇帝，振兴汉室。他在此期间，对曹操寄予希望，有所赞扬，并常常推荐人才。后来，曹操专权之势严重，代汉之心明显，这自然使儒家正统人物孔融不能容忍。他原本对曹操存有戒心，任北海相时就觉得曹操“终图汉室”，所以“不欲与同”（《后汉书·孔融传》）。于是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常用嘲弄讥讽之辞，指责他规定禁酒、抑制豪强、滥杀无辜等。对此，曹操无法长期容忍，就在北方大局已定之后，虚构罪状，杀害了孔融。
文章第一段抒发感情，打动对方。作者是为盛孝章事而向曹操求援的，不过，他在开头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感叹岁月流逝不止，叙述彼此年有半百，以此缩短距离，密切关系。他又感伤知交零落，表示世上朋友难得，进而提出当时“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使曹操认识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视朋友尚存的机会。这样的铺垫显得自然亲切，有助于双方消除隔阂，沟通感情，也有助于文章叙说事理，达到目的。随后，作者叙述了盛孝章的艰危处境，说他被困在江东，受制于孙权，妻丧子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并强调如果“忧能伤人”，那么盛孝章就不能达到较长年寿。所言不仅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悲惨境遇，显出救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点明忧伤危害朋友的身心健康，自然形成动人的感情力量。这就使曹操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不得不考虑救助之事。
第二段论述道理，说服对方。文章谈论交友之道，引经据典，阐明大义。它先指出：“《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这里借用桓公之事，说明曹操应该迅速营救盛孝章，。果他置之不理，就要像桓公不能救邢那样，自感羞耻。接着文章点明盛孝章具备才能，很有名望，堪称“丈夫之雄”，尤其是天下善于谈说议论的人，都要依靠盛孝章来宣扬自己的名气。所言既强调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非常有用的，又表明曹操要是救助人才就可使自己声名远扬。显然，这对渴望招致贤能、成就大业、发扬声名的曹操来说，是正合心意的。在称赞盛孝章的同时，文章再次提到他处境的岌岌可危，“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这是以形象而对偶的语句突出事态的严重性和救人的迫切性，希望曹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然后，文章郑重指出假使曹操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使像盛孝章这样的人物身处逆境，生命垂危而无人营救，那么“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所言涉及孔子和朱穆有关交友之道的言论。孔子曾教导学生应该善于择友，同正直的、诚实的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阿谀奉承的、两面三刀的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朱穆因感叹东汉世风浇薄，不讲友道，就写下《绝交论》以示讽刺。作者提到他们的交友之言，就是要曹操通过救助盛孝章的实际行动来发扬友道。尽管字里行间不无逼迫之意，但是言而有据，论之成理，深刻认识到援救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救则是违背大义的。这是从当时曹操想大有作为又掌握政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对此，曹操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在详论交友之道的基础上，文章自然写出作者的建议，恳请曹操“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孝章可致，友道可弘”。这里文笔轻松，显出意义极其重大，而办事易如反掌，自然会使曹操产生救援的念头。
第三段展示美景，吸引对方。在前面劝说曹操弘扬友道、解救人才后，文章着重分析为国求贤的问题，进而援引史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明主爱才、群贤毕至的大好局面。它先批评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不良风气，直言有人对盛孝章的非议纯属诽谤，别有用心，以此防止曹操可能听信流言，产生误会。它又再次提到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确实是当今名士贤才，任何诽谤都无损于他的人品与才能，这就使曹操出面救援的想法更加坚定。文章随后强调曹操面临国家即将灭亡之际，正在从事“匡复汉室”的大业。“正之之术，实须得贤”。要使社稷得以维系和生存，首先就要吸收大量的贤能之士，让他们能够发挥才能，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治理国家。当务之急就是救助盛孝章，只有这样，才能招致贤才。在治国需要贤能帮助、曹操应该救援人才的说理过程中，作者泼墨如云，多用比喻，联系史实，展开论证，充分表现了人才会集、事业兴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书信谈到古代国君重金买骨和燕昭王尊敬郭隗的事情，文章指出古代国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言下之意是即使盛孝章不是杰出人物，但是招致他来，可以获得好士的美名，并使更加优秀的人才纷纷来归。文章又指出“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所言认为只要像燕昭王修筑宫台、尊敬郭隗那样，怀有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天下贤者就必将心悦诚服，接踵而至，献策出力。文章进一步强调历史上由于燕昭王真心求贤，“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而现实中如果能重视、帮助和录用人才，也就会重现过去这种人才共同为国效力的鼎盛景象。作者有意描述这样的景象就是要吸引曹操，让他明确营救一个盛孝章是大有好处的。会使众多的贤能前来效力，这是天赐良机，应该及时把握，不能失之交臂。这样的景象确实也是曹操非常向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把救援想法付诸行动的。在正面论述好士所得到的切实利益后，作者笔锋一转，折入反面推理。“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形象的论述和自然的用典充分说明了不救助人才的严重后果，也对曹操的救援行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结语言简意赅，表明所述之事是曹操所熟悉的，而叙述的原因则是“欲公崇笃斯义”，希望曹操能重视交友求贤之义。
这篇文章充满感情，富有气势，而且论证有力，用事贴切，比喻形象，对照鲜明，骈散相间，行文变化自如，语言丰富精美。它取材广泛，要点突出，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才的爱惜。文中提到《春秋传》的记载、孔子与朱穆的言论、古代国君和燕昭王的事例等，或引用，或证明，或深化观点，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这样广征博引，就使文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也使所揭示的交友求贤道理建立在典籍和史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表现的自然信服。孔融的文章很能代表建安前期的特点，胆大气盛，放言无忌，才气横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才略》），文章“气扬采飞”（《章表》）。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
首联写馆舍夜宴。首句点高馆张灯夜宴，酒清香洌，见待客之殷勤，次句连用“夜钟”“残月”“雁归声”三个与夜间及别离相关的意象，既显示时间之推移与宴席时间之长，又渲染浓郁的别离气氛。三种意象，或诉之视觉，或诉之听觉，但都带有凄清、寂寥的色彩韵味。
次联明点送别。上句用典，“啼鸟堪求侣”，是说庆幸自己能够结识韦司士这样的才士为新交。“啼鸟”虽非实写，却关合春天的季候，与下句“春风”，一虚一实，正成对应。下句实指韦司士在这美好的春天将要离此继续前行。不说朋辈送别，而言“春风欲送行”，将“春风”人格化，写出了朋友送别的温煦情意，设想新颖，诗味浓郁。妙在上下两句的开头，分别用“只言”“无那”两个虚词相勾连，既突出渲染了“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喜悦和乍会旋别的无奈，又构成了一气旋折的意致韵味，在流利俊逸的语调中蕴含着浓郁的人情味。吟诵品味这行云流水般的诗联，眼前会鲜明地浮现出诗人风流俊赏、神采清逸的自我形象。
腹联是对韦司士行程所经的想象。唐时滑州州治白马城在黄河南岸。韦司士离此北去，头一站便是黄河岸边的白马津渡，故别后行程首先便写到“黄河曲”“白马津”。这一联写景，只用淡笔轻点，不施浓墨重彩，不加渲染刻画，但却显现出一种天然的风韵。评家或讥其景中无情，实则诗人此处并没有着意寓情于景，他只是要通过轻描淡写来构成一种摇曳生姿的情致。黄培芳说它是“盛唐高调”，倒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它的浑成自然而不刻露的韵致。
尾联是对被送对象前路的祝愿，反结“别”字。“他乡暂离别”、“到处有逢迎”，说明韦司士此次在滑州是途中暂时停留，前路尚有逢迎与离别，就像在滑州有短暂的聚会与别离一样。但诗人却以体贴对方感情的口吻说：“希望韦司士不要因他乡的这次暂别而怨怅，因为前路方长，我深知你的为人和才名，你到处都会受到当地主人的热情接待与欢迎。”这就不但将伤别化解为对前路处处有逢迎的热情祝愿和乐观展望，而且对韦司士的为人作了热情的赞颂。这样的结尾，充满了乐观的情调，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