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这首诗是作者品尝友人谏议大夫孟简所赠新茶之后的即兴作品。
此诗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写谢谏议送来的新茶，至精至好至为稀罕，这该是天子、王公、贵人才有的享受，如何竟到了山野人家，似有受宠若惊之感。中间叙述煮茶和饮茶的感受。由于茶味好，所以一连吃了七碗，吃到第七碗时，觉得两腋生清风，飘飘欲仙，写得极其浪漫。最后，忽然笔锋一转，转入为苍生请命，希望养尊处优的居上位者，在享受这至精好的茶叶时，知道它是无数茶农冒着生命危险，攀悬在山崖峭壁之上采摘来的。诗人期待茶农们的苦日子能有尽头，诗里蕴含着诗人对劳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全诗奇谲特异，句式长短不拘，错落有致，行文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一气呵成。
第一段分两层。头两句为第一层：送茶军将的叩门声，惊醒了他日高三丈时的浓睡。军将是受孟谏议派遣来送信和新茶的，他带来了一包白绢密封并加了三道泥印的新茶。读过信，亲手打开包封，并且点视了三百片圆圆的茶饼。密封、加印以见孟谏议之重视与诚挚；开缄、手阅以见作者之珍惜与喜爱。字里行间流溢两人的互相尊重与真挚友谊。
第二层写茶的采摘与焙制，以烘托所赠之茶是珍品。头两句说采茶人的辛苦。三、四句天子要尝新茶，百花因此不敢先茶树而开花。接着说帝王的“仁德”之风，使茶树先萌珠芽，抢在春天之前就抽出了金色的嫩蕊。以上四句，着重渲染珍品的“珍”。以下四句，说像这样精工焙制、严密封裹的珍品，本应是天子王公们享受的，而今竟到这山野人家来了。在最后那个感叹句里，既有微讽，也有自嘲。
以上全用朴素的铺叙，给人以亲切之感。诗中虽然出现了天子、仁风、至尊、王公等字样，但并无谄媚之容，而在“何事”一句中，却把诗人自己和他们区别开来，把他划入野人群中。作为一个安于山林、地位卑微的诗人，他有一种坦直淡泊的胸襟。卢仝一生爱茶成癖。茶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口腹之欲，茶似乎给他创造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似乎只有在这片天地中，他那颗对人世冷暖的关注之心，才能略有寄托。第二段的七碗茶，就是展现他内心风云的不平文字。
反关柴门，家无俗客，这是一种极为单纯朴素的精神生活所要求的必要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摆脱可厌的世俗，过他心灵的生活。纱帽，这里指一般人用的纱巾之类。诗人纱帽笼头，自煎茶吃，这种平易淡泊的外观，并不说明他内心平静。读完全诗，读者才会见到他内心炽热的一面。
碧云，指茶的色泽；风，指煎茶时的滚沸声。白花，煎茶时浮起的泡沫。在茶癖的眼里，煎茶自是一种极美好的享受，这里也不单纯是为了修饰字面。以下全力以赴写饮茶，而所饮之茶就像一阵春雨，使他内心世界一片葱翠。在这里，他集中了奇特的诗情，并打破了句式的工稳。在文字上作到了“深入浅出”，或者说“险入平出”。七碗相连，如珠走盘，气韵流畅，愈进愈美。“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看似浅直，实则沉挚。第三碗进入素食者的枯肠，已不易忍受了，而茶水在肠中搜索的结果，却只有无用的文字五千卷。似已想入非非了，却又使人平添无限感慨。第四碗也是七碗中的要紧处。他写来轻易，笔力却很厚重。心中郁积，发为深山狂啸，使人有在奇痒处着力一搔的快感。饮茶的快感以致“吃不得也”的程度，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了。这样的情况虽然可能也有，但也应该说这是对孟谏议这位饮茶知音所送珍品的最高赞誉。同时，从结构上说，作者也要用这第七碗茶所造成的飘飘欲仙的感觉，转入下文为苍生请命的更明确的思想。这是诗中的“针线”，他把转折处连缝得十分熨贴。
蓬莱山是海上仙山。卢仝自拟为暂被谪落人间的仙人，想借七碗茶所引起的想象中的清风，返回蓬莱。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仙，不知下界亿万苍生的死活，所以想回蓬莱山，替孟谏议这位朝廷的言官去问一下下界苍生的事，问一问他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喘息和休息的机会。诗人期待劳苦人民的苦日子能有尽头，得有喘口气的一天。可知诗人写这首饮茶歌的本意，并不仅仅在夸说茶的神功奇趣，背后蕴藏了诗人对茶农们的深刻同情。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