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作者鲁迅以戏谑的笔法，把麦氏描绘成乘云车的“飞仙”，突然降临，而且携着“灵童”。构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的奇异境界。这两句诗，描绘的是麦氏为寻丈夫，突然出现在姚蓬子家的情景。因她是从碧空突然而降的飞仙，所以所带之子，也便为“灵童”。这是取前后形象的一致性，其戏谑的因素也就由此而生。
然而主要的戏谑之笔，还在后两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后两句诗是说，麦氏为寻丈夫穆木天突然来到姚蓬子家，可怜的是这里并没有穆木天，只有姚蓬子，所以还得迎风东奔西逃再去寻找。这是诗篇的本意，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夸张的写法，使之更增加一层趣味。这里的“天子”是用了《穆天子传》中驾八骏之车往昆仑山会西王母的周天子周穆王的故事。由于麦氏要寻的丈夫是“穆木天”，既同于穆王的穆字，又有“天子”的“天”字，就构成了“天子”。“可怜蓬子非天子”两个“子”字恰好相对，中间加一“非”字自然成章，又合事实，遂成自然佳句。
“逃去逃来吸北风”，解释不一，有说是写蓬子，有说是写麦氏。据锡金先生所说当时的情景，应是写麦氏。锡金说，当时的情况是，麦德广到了姚蓬子家以后，不见穆木天，盲然无措，无处投奔，于是向姚蓬子提出请求，暂住他家，一面再去寻找丈夫。但是姚蓬子没有答应，说他自己还要出去借宿，不能留人。结果麦氏只好再出去奔走，所以才有“逃去逃来吸北风”的描写。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诗句是概括的语言，“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顺读下去，似乎“逃去逃来”句的主语是姚蓬子，所以便生歧义。而当时姚蓬子也确有为避战火出去借宿的事。由此歧义，便又引起对“吸北风”的解释。从麦氏来说，找不到穆木天，又不能在姚蓬子家留宿，必然还要出去奔波，在“逃去逃来”之中，自然要喝风了。但从姚蓬子来说，他的外逃借宿也会喝风，况且姚蓬子又长了一对朝天的鼻孔，岂不更要吸风。而从事件本身和整个诗意来看，主要写的是麦德广。诗篇从开始的“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到最后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都是以麦氏为主体。诗题虽然是《赠蓬子》，但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却不是姚蓬子。诗的第三句出现“蓬子”二字；在于说明此地只有蓬子，没有天子，而不是去直接写“蓬子”。因而最后“逃去逃来”句，也就与“蓬子”没有关系。
这首诗虽为戏谑，却反映出“一·二八”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波荡。围绕这个事件，表现出上海闸北地区的惶乱和不安。
此文在记述春秋时代齐楚两国的这场外交斗争时，并不是用叙述语言来记述它的过程，而是把“出场”人物放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和“交锋”方式，把这场外交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直到双方达成妥协，订立盟约。这样，即使我们明白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性质及其过程，又让我们看到了各具情貌的四位历史人物。楚国两位使者，特别是作为楚成王“特命全权代表”的屈完，沉稳冷静、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坚毅果敢、不为威武所屈的外交风范，机智灵敏、随机应对的外交智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那熟悉历史、谙于事故、无理也能说出理来的外交才情，以及齐桓公那种虽然骄横霸道、软硬兼施，却也不失身份的霸主形象，也都让我们过目难忘。总公，阅读欣赏此文，不像是读史，倒像是看一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外交斗争话剧。
此文作为记叙外交斗争的一段史体散文，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双方出场人物，虽然使用的都是各具情貌的外交辞令，但并不觉得做作、生硬。而且，即使针锋相对，也不金刚怒目；即使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尤其是楚国两位使者的语言，更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此文有的选本题为《齐桓公伐楚》，怕远不如以《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为题好，因为此题虽然多了三个字，却较切合此文的中心内容。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题目确实是文章的眼睛和窗子。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