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此诗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其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
首联虚实交错,今昔对照,从而扩大了时空领域。写早闻洞庭盛名,然而到暮年才实现目睹名湖的愿望,表面看有初登岳阳楼之喜悦,其实意在抒发早年抱负至今未能实现之情。用“昔闻”为“今上”蓄势,归根结底是为描写洞庭湖酝酿气氛。
颔联是洞庭的浩瀚无边。洞庭湖坼吴楚、浮日夜,波浪掀天,浩茫无际,真不知此老胸中吞几云梦!这是写洞庭湖的佳句,被王士禛赞为“雄跨今古”。写景如此壮阔,令人玩索不尽。
颈联写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亲朋无一字”,得不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任何援助;“老病有孤舟”,从大历三年正月自夔州携带妻儿、乘舟出峡以来,既“老”且“病”,飘流湖湘,以舟为家,前途茫茫,何处安身,面对洞庭湖的汪洋浩淼,更加重了身世的孤危感。自叙如此落寞,于诗境极闷极狭的突变与对照中寓无限情意。
尾联写眼望国家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哀伤。上下句之间留有空白,引人联想。开端“昔闻洞庭水”的“昔”,当然可以涵盖诗人在长安一带活动的十多年时间。而这,在空间上正可与“关山北”拍合。“凭轩”与“今上”首尾呼应。
首联叙事,颔联描写,颈联抒情,尾联总结。通篇是“登岳阳楼”诗,却不局限于写“岳阳楼”与“洞庭水”。诗人屏弃眼前景物的精微刻画,从大处着笔,吐纳天地,心系国家安危,悲壮苍凉,催人泪下。时间上抚今追昔,空间上包吴楚、越关山。其身世之悲,国家之忧,浩浩茫茫,与洞庭水势融合无间,形成沉雄悲壮、博大深远的意境。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阔,与诗人胸襟的博大,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绦《西清诗话》说:“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然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全诗纯用赋法,从头到尾都是叙述的笔调。以往一些学者认为诗用赋法,没有形象,没有诗味。事实上,赋法是诗歌形象化的重要手法,其特点是不注重诗的语言和局部事物的形象化,而着力创造诗的总体意境。《登岳阳楼》正是运用赋法创造艺术形象的典范。它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已经使人不觉得有艺术方法的存在,甚至不觉得有语言的存在,只觉得诗人的思想感情撞击着心扉。
全诗以自叙和抒情为主,真挚感人;写景只是三,四两句,既是实写,又想象,一“坼”一“浮”,把洞庭湖的气象描绘得壮阔而又生动。
前四句自比李杜。韩少孟十七岁。孟诗多寒苦遭遇,用字造句力避平庸浅俗,追求瘦硬。与贾岛齐名,故有“郊寒岛瘦”之称。韩诗较孟粗放,所以以韩比李,以孟比杜。这里虽未出现“留”字,但紧紧扣住了诗题《醉留东野》中的“留”字,深厚友情自然流露,感人至深。
五至八句对二人的处境现状和性格作了比较。“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诗人在过去的诗中曾以“雄骜”二字评东野,即说他孤忠耿介,傲骨铮铮。“白首夸龙钟”,一“夸”字即写“雄骜”。紧接着韩愈写自己,“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韩承认自己有点“滑头”,比起孟来有时不那么老实,所以能周旋于官场。在东野这株郁郁高松面前,自惭有如青蒿。意思是说,我今在幕中任职,不过依仗一点小聪明,比起孟郊的才能,实在是自愧弗如。
最后一段,祝愿二人友谊长存。我十分崇拜孟郊,我愿做驱蛩,负孟避祸。孟郊这样做下去,我和孟郊的才能相差悬殊,犹如“寸莛撞钜钟”。我愿变为云,孟郊变为龙,世间虽然有离别的事,但我们二人如云龙相随,永不分离。
本诗以“醉”言出之,肆口道来,设想奇僻,幽默风趣;开篇即表示对李、杜的向往,既表达了与友人惜别之情,又可看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与自信。
全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多次用典丰富而含蓄地表达对孟郊的推崇,如《易经·乾卦·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希望自己和孟郊变为云和龙。同时作者借“醉酒”用“夸龙钟”与“稍奸黠”形容孟郊与自己,足见两人感情深厚。
“年年才到花时候,风雨成旬”,作者本来要写这年寻花被误,可是一开始用的是一个含量更大的句子,这样子不仅能罩得住全篇,而且使题旨得到更广泛的扩充。“不肯开晴”语意和“风雨成旬”略同。不过这不是多余的重复,因为如果只是“风雨成旬”,那么那些痴情的惜花者也许会想:总该有一刻的天晴吧,只要乘这个机会看上一眼春花,也就不枉度此春!看那“误却寻花陌上人”的人或者就是这么想的。不然他明知“风雨成旬”,为什么还要寻花陌上呢?而正是因为有了“不肯开晴”,“误却”二字才更见份量。
但是,词篇也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过片的“今朝报道天晴也”就忽如绝路逢生,然而紧接着又一个转折:“花已成尘”!上片说“误却”,总还是误了当日仍有下一日的希望。而此时一个“尘”字已经把花事说到了头,因此对寻花人来说,剩下的便只有懊丧与绝望。“寄语花神,何似当初莫做春”是作者的怨怼语,也是痴想。这种痴,正说明了他的情深;而这种至情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喟,词中埋怨花开不得其时,也蕴含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