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这是交代人物、地点。人物是一个美丽姑娘，她的容貌艳丽，性格娴静。地点是“歧路间”，即岔路口，她在采桑。“歧路间”是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就为下文“行徒”、“休者”的倾倒预作铺垫。“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紧接“采桑”，写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这里明是写桑树，暗是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景物的描写对表现人物起了烘托作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休，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主要写美人的服饰，也写到神情。“攘袖”二句，上承“柔条”二句，美女采桑必然挽袖。挽袖方能见到洁白的手。为了采桑，素手必须高举，这样又可见到带着金手镯的洁白而光泽的手腕。用词精当，次第井然。因为是采桑，所以先写美女的手和腕，然后写到头和腰，头上插着雀形的金钗，腰上挂着翠绿色的玉石。身上佩着明珠，还点缀着碧色宝珠和红色的珊瑚。以上几句写美女身上的装饰品，多为静态的描写。“罗衣”二句，写美女轻薄的丝罗上衣，衣襟随风飘动，是动态的描写。动静结合描写美女的服饰，写出美女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形象十分鲜明。“顾盼”二句，以精妙的字句，勾勒美女神情。美女的一顾一盼都给人留下迷人的光彩，长啸时呼出的气息，芬芳如幽兰。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不为之倾倒吗？所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行路的人见到美女停车不走了，休息的人见到美女忘了吃饭，从侧面描写美女的美貌。应该指出，曹植的这段描写，显然受了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陌上桑》描写罗敷的美貌是这样写的：“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怨，但坐观罗敷。”这是描写罗敷的美丽，并不直接描写她的容貌，而是描写她用的器物（“笼系”“笼钩”）和穿戴的服饰（“倭堕髻”“明月珠”“下裙”“上襦”）之美及“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四种人见到罗敷以后的反应，从正面和侧面来烘托罗敷的美丽。这些描写与《美女篇》的描写对比起来，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写法却不尽相同，表现了曹植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交代美女的住处，点明她的高贵门第。美女住在城南大路附近的高楼里。“青楼”“高门”“重关”，说明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而是大家闺秀。“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美女的容光如同早晨的阳光，谁不爱慕她的美貌呢？上句写美女容貌之美，可与前半首合观；下句说无人不为之倾倒，引起下文。这里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是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为他不能不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媒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不及时送来聘礼，订下婚约呢？诗人对媒人的责怪，反映了自己内心的不平。媒人不来行聘，这是客观上的原因。而美女爱慕的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寻求一个贤德的丈夫实在很困难。这是美女主观上的原因。这是比喻志士有理想，但难于实现。美女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可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他们哪里知道她看得上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比喻一般人不了解志士的理想。“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美女正当青春盛年，而独居闺中，忧愁怨恨，深夜不眠，发出长长的叹息。这是比喻志士怀才不遇的苦闷。
这首诗通篇用比，比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诗经》、《楚辞》多用之。《美女篇》以绝代美人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其实美女所喻之志士就是曹植自己。
诗题《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表现了诗人于秋夕读书之时产生的微妙感觉。“夕”是个值得玩味的词。“夕”表示时间，指的是夜晚，如“除夕”是指大年三十晚上。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指夜里看星星。这首诗中和读书相关联的是“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馀光”，这两句诗用了匡衡凿壁引光的典故，自然这也是夜晚。也有人认为“明灯何惜借馀光”是用了“余光”的典故。《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也有一定道理。但匡衡凿壁便有“借光”的意思了，后句是申明前句之意，而不必叠床架屋，再用一个典故了。
审视岑参此诗的意思，其“幽兴”便是由读书借光联想到升迁靠关系了。诗人先写自己“四十”始“为郎”有自伤身世之感。接着一句“雨滋苔藓侵阶绿，秋始梧桐覆井黄”，使他悟到，没有外力的作用，没有他人的提携，要想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走“干谒”这条道路了。干谒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求官方式，就连岑参的好友“诗圣”杜甫也曾经上诗权贵，献赋天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么向何人献诗进行干谒呢？岑参想到的是李进。“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明白地表达了自己欲选调之意。据研究资料，岑参与李进有一年时间同时在雍王府供职，虽然一个是品低职轻的文官，一个则是品高职重的武官。但是，李进虽为宗室，官大品高，然他“好从当时贤士游”，且好“赒人之急”，何况岑参亦非等闲之辈，其“识度清运，议论雅正，佳名早应，时辈所仰”（杜甫、裴荐《为补遗荐岑参状》），因而同府供事，彼此慕名结识、相为友善，已是自然之事了。于是，岑参于秋夕读书之时，生幽思之兴，发慨叹之辞，遂成佳句以献之。这里才婉转地点出了由读书而产生的“幽兴”。
李贺辞官正值青春才华横溢之时，他对自己的前程抱着无限的希望。谁知遭罹无缘无故的沉重打击，内心的愤慨是可以想见的。他的这首诗和另一首题为《出城》的诗便集中反映了他当时凄哀的心境。
诗的开头两句“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写诗人离京的季节和环境。诗人于元和五年（810）冬赴考，元和六年（811）春不第而返。“草暖”、“春”、“宫花”用来告示人们，春事已至，万里和融，京城之中也是春意盎然，一派迷人的景象。诗人此刻因“不第”而心意悲伤之极，但偏用如此美景相衬，这就愈加显出内心的痛苦。这种以乐景写哀的手法，比纯粹以悲景写哀，更有感染力，是辩证法在艺术上的体现。首句中的“云昏”和前两句的乐景不相协调，在这柳绿花红的背景之上，应有轻云、淡云相配才是。作者以“云昏”参互其间，其意颇深。首先，“云昏”可以看成为作者当时沮丧心绪的形象写照，是诗人心灵的外化表现。周围的一片喜人的春色，那是用来昭示其他参试并取得成就的考生的内心世界的。他们仕途得意，心花怒放，正同这浓郁的春色有着相类似之处。而自己从此断绝了仕进，犹如大片昏云当头，不见前路。其次，“云昏”还可视为奸人从中作梗，阻碍了李贺的应试。在古诗中以云喻奸佞的说法很为流行，如李白即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的名句。如果“云昏”喻奸人捣乱，那么就可把诗中有关春色的描摹看成李贺对自己原本应有的考试结果的高度自信的形象说法。那暖草，那宫花，那春色本来是属于自己的，可恨这昏云覆盖了大地，一切均化为子虚乌有，前程也就落空了。
诗的后两句“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意为：我曾立志要像汉剑一般破屋而飞，为国建功立业。可是为什么这个愿望不得实现，只好坐上车儿往家乡载回这多病的身子。“汉剑”，是指汉高祖刘邦的剑。传说在晋惠帝的时候，武库失火，这柄宝剑从库内破屋飞去。显然，诗人是将己喻剑了。他多么希望能像飞剑一样砍削邪恶，匡扶正义，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在李贺诗中，随处可见他咏剑赞剑之句，经检索有三十一句之多。如“剑光照空天自碧”（《秦王饮酒》），“莫嫌剑光冷”、“能持剑向人”（《走马引》），“唐剑斩隋公”（《马诗二十三首》其十六），“神剑断青铜”（《王濬墓下作》），“忧眠枕剑匣”（《崇义里滞雨》），“古剑庸一吼”（《赠陈商》），“临歧击剑生铜吼”（《开愁歌》），“剑龙夜叫将军闲”）《吕将军歌》），“剑如霜兮胆如铁”）《白虎行》）等等。在这些诗句中，作者或以剑眠喻示自己心志的沉滞，或以剑吼比作自己当冲决阻遏，或以剑飞隐含自己应建立功勋。可以说剑的形象在诗人笔下已穷形极态，被状摹得具有人的灵性和精神了。此诗中“当飞去”的剑的形象，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例。
人们常说李贺的诗作具有“虚荒诞幻”的特色（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如果和此诗对照，便同样可以找到这个特点，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句即是。“汉剑飞去”原只是《异苑》一书中的传说故事，本不为确信之事。但李贺偏偏采撷入诗，以剑飞喻志遂，就使全诗在写实的基础上融进了极度浪漫的成分。剑本不能飞，言剑能飞跃而起，实属虚构和想象，以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意象入诗，便充分体现了李诗“虚荒诞幻”的特点。正如李贺称韩愈的诗作有奇崛的特色，即“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一样，他本人的诗作同样也是出奇制胜，充满了怪谲的气氛，甚至连天地也都为之而折服。在李贺的这首早期诗作《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中，虚荒诞幻的特色得到如此充分的体现，遂为李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风格上的基调，这一点是不能不指明的。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