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说明在宗庙上奏乐的主体是瞽；而“设业设虡”、安置乐器的则当是担任瞽的辅佐的眡瞭。乐器则列举了应、田、鞉、磬、柷、圉、箫管，与《周礼·春官》所载“瞽蒙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基本相符，其中柷为起乐、圉（敔）为止乐之器，以首尾涵盖，表示这次演奏动用了全套乐器而“八音克谐”（《尚书·舜典》），“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其音乐自然十分美妙。
周颂三十一篇都是乐诗，但直接描写奏乐场面的诗作惟《周颂·执竞》与此篇《周颂·有瞽》。《周颂·执竞》一诗，“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虽也写了作乐，但也落实于祭祀降福的具体内容。惟有《周颂·有瞽》几乎纯写作乐，最后三句写到“先祖”“我客”，也是点出其“听”与“观”，仍归结到乐的本身，可见这乐便是《周颂·有瞽》所要表达的全部，而这乐所包含的意义，在场的人（周王与客）、王室祖先神灵都很明了，无须再加任何文字说明。因此，《周颂·有瞽》所写的作乐当为一种定期举行的仪式。《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高亨《诗经今注》认为这即是《周颂·有瞽》所描写的作乐。从作乐的场面及其定期举行来看，大致两相符合，但也有不尽一致之处。其一，高氏说“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而《礼记·月令》郑玄注则说“大合乐以助阳达物风化天下也，其礼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国以乡射礼代之”，目的一空泛、一具体；其二，高氏说“周王和群臣也来听”，《礼记·月令》则言天子率群臣往视，音乐会的主办者便有所不同了。另外，高氏说“据《礼记·月令》，每年三月举行一次”，《月令》原文是“季春之月”，按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季春之月”便不是“三月”了。可见要确指《有瞽》作乐是哪一种仪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周颂·有瞽》这一纯写作乐过程的诗篇，不仅表现了周王朝音乐成就的辉煌，而且也显示了周人“乐由天作”因而可以之沟通入神的虔诚观念。
词作起势不凡，以钱塘江潮喻人世的聚散分合，充分地表现了词人的豪情。首二句写江潮“有情”而来，却终“无情”而归，似有情而实无情。“几度斜晖”的发问，又写出天上阳光的无情。地上潮水无情而归，天上夕阳无情而下，则是天地无情，万物无情。“俯仰昔人非”写人世转瞬万变，如同梦幻，这又是社会人生的无情。对此无情的人生，词人的态度却很乐观，“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忧虑，因而他能超脱时俗，“白首忘机”。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而在这首词中则更明显，词人俯仰天地，纵览古今，得出的结论“一切无情”。因此，他的“忘机”，就带有深刻的了悟性。
下阕写词人与参寥的友情。词人看穿了古今万物，无意去名利场上角逐，但他并没有完全忘世，更没有忘情，他对生活的爱是执著强烈的，他对友情是非常珍视的。回想起在西湖与参寥子和诗饮酒、饱览春山美景、谈禅说理、流连忘返的日日夜夜，词人不禁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友人以知己许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以“诗人”称参寥，正反映出二人志趣的投合。苏轼才高学富，一般是不轻易许人的，但对参寥的诗，曾不止一次地赞赏。如参寥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风薄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等，都是为苏轼所激赏的。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兴趣，是二人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约他年、东还海道”以下五句，表现了词人归隐之志的坚定，进一步写二人的友情。据《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东山再起后，时时不忘归隐，但终究还是病死于西州门，未能实现其归隐的“雅志”。羊昙素为谢安所重，谢安死后，他有一次醉中无意走过西州门，觉而大哭而去。词人当时被召还，且被委以显官，但他“白首忘机”，志在归隐，因此，安慰友人，说“我一定不会像谢安一样雅志相违，使老朋友恸哭于西州门下”。说“愿”，说“不应”，全从自我的感情落笔，正表现了两人情谊的深切。 这首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平淡的文字抒写深厚的情意，而气势雄放，意境浑然。“从至情中流出”道出了这首词的特色。由于词人与参寥有着共同的志趣，由于参寥品德的高尚，他们的友谊是十分真挚的。词人所抒之情发自内心，这种真挚的感情并不因文字的平淡而失去其深沉、雄厚之力。这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种艺术境界，它看似容易，实际上只有少数作家才能达到。元好问说苏轼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此外，词中抒写出世的高想，表现人生空漠之感，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使人惟觉其气象峥嵘，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词人强调达观和“忘机”，使人感到的却是他对友情的无比珍重。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又执著于友情的个性，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