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先描写了柳的风姿美态,再写其得宠于一时,颇为风光的情形。全篇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渲染了御沟柳得意神情。明是咏写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帝王生活的点缀,实则却是讽刺那些小人得志者或一些得宠之人。
御沟之柳,描写如人,如婀娜轻柔的女子。作者抓住其“栽培得地”来写,因柳近皇宫,所以说它“占春多”。写柳树的影映水时作者用笔很细,着色很新,细细的柳丝影映水中,好像轻丝细罗织成,染得水波一片淡黄。当然,光有美丽还不够,还得要皇帝宠爱才好。下片写柳的媚态,写柳近皇宫,得福得吉祥得天独厚。
此词赋咏御沟柳沐浴皇恩,成为宫廷升平生活的点缀,其实蕴含着词人自己的仕进之想。由于供奉内廷的身份,毛文锡的词作经常流露出贵族享乐的情趣。这首词带有鲜明的皇家气派,宣扬“不如移植在金门,近天恩”、“栽培得地近皇宫,瑞烟浓”,柳枝的依附高门,恰正是毛文锡人格精神的形象写照。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此诗为曹操游仙诗代表作,真实地反映了一代政治家曹操希望完成统一大业,而又无法挽留时光的感伤。
全诗大致可分四节。第一节六句,意谓自然造就的万物,包括贤能的圣人都难免死亡。死亡是必然的,不必为死亡而忧伤。但由于长生不死传说的影响,曹操又产生了幻想,于是接下去的第二节五句,由写现实的人间转写幻想的仙境,表现了对长寿的期望。但仙境毕竟是虚幻的,因此接着第三层六句,又转写现实的人间,写周公、孔子和大禹这样的圣人都死去了,说明没有人能够长生久存。明智者不必为生命短暂而忧伤。最后一节用两句诗收束,发出了“年之暮奈何”的感慨,表现了对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短暂的无奈。
晚年的曹操随着生命的流逝,越发感觉到自己的有生之年要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这首诗写的是曹操对生命与神仙的思考。一方面,曹操也幻想着“螭龙之驾”,生活在“昆仑”、“蓬莱”之中;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沉湎于自己的幻想,而是清醒地知晓,神仙世界仅是幻想而已。因为“厥初生,造划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即使是圣人贤人也会死亡,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因此曹操自我安慰说“君子以弗忧”。既然明白神仙世界是虚幻的,生命必然会走向终结,那么诗人就应该乐天知命,不服忧愁了吧?恰恰相反,理性的诗人对此的确明白,但他忧愁依旧。“忧”在诗中二度出现,“何为怀此忧”、“君子以弗忧”。忧愁其实一直伴随着诗人,并不以诗人的理性清醒而逃遁。“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是晚年曹操心头永远的痛。此诗清晰真诚地袒露出晚年曹操的心理世界。这一心理世界,复杂而微妙。
曹操素怀统一华夏之志,但是,“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年已迟暮的曹操尚未完成他的事业,于是他想到要去昆仑、蓬莱寻求长生之术,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但是,正当他沉浸在陶陶快意的遐想中时,现实与期想的矛盾,又使他发出了“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