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刘长卿旅居扬州之时。安史之乱爆发后,刘长卿长期居住的洛阳落入乱军之手,诗人被迫流亡到江苏扬州一带,秋日登高,来到吴公台,写下这首吊古之作。
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吊古诗。首联是写因观南朝古迹吴公台而发感慨,即景生情。第二联一写近景,一写远景,第三联以夕阳衬旧垒,以寒磬衬空林,旧日辉煌的场所如今是衰草寒烟,十分凄凉。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诗人登上南朝旧垒吴公台。台上的寺庙已经荒凉,人踪稀少;远望山峦,皆在云罩雾缭之中。傍晚的太阳沿着旧日的堡垒缓缓下落,寺院中传出的钟磬之声慢慢向空林中扩散。秋风四起,这钟磬之声也似带有一种寒意。南朝故迹尚存,人去台空,只有长江之水,在秋日的夕阳中独自流淌。末联写江山依旧,人物不同。最后两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气韵。
此诗将凭吊古迹和写景思乡融为一体。对古今兴废的咏叹苍凉深邃。全诗写“远眺”,而主导情绪则是“悲秋”。通过对深秋景象的描绘,熔铸了诗人对人生、社会、时代的凄凉感受。此诗文笔简淡,意境深远,乃“五言长城”的上乘之作。
该词以七夕牛郎织女故事为题,写出人们处处传说其故事的时风民俗。结尾渗透了神话传说气氛,显露出对天上仙境的向往之情,也是对牛郎织女美满爱情的向往之情。这首词咏七夕却不正面接触故事,而是从侧面轻轻叙说,新颖的角度给人全新的感受。
上片五句为清幽静谧的环境描写,作者对周围的事物作了仔细的观察。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梧桐刚开始萌出青绿色的叶,桂花才吐蕊,池水里的花已开始衰落。其中“桂花”一词点明了时间一秋天。以上三句都为描景句,作者环视庭园的景致,园中的碧梧、桂花都富有生气,呈现了恬静的生活气息。
“穿针人在合欢楼”句,“穿针人”为作者自己,作者交代自己正在合欢楼穿针引线,说明她边做女工,边赏园景。她抬头望去,“正花露、玉盘高泻”,一轮明花刚刚露出在庭园的上空,它象玉盘那样洁明,从高空泻下银光。其中“花露”一词点明了时间为刚入夜。
下片五句由日常事引出感慨。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儆古今佳话”三句,道出了古往今来的人生之道,入夜后,蜘蛛忙于织网,白天欢噪的鹊鸟已入巢,耕地的、织布的农家辛劳一天也已困倦,自古至今都如此往复,只不过碌碌终生而已。
“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人间过去一年,天上才过去一天,正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慨叹天上、人世之差异。全词上阕为描景,下阕为议事。描景句里,作者注重选用副词,如“才”、“微”、“正”,这些副词可以恰如其分地起说明的作用。“才吐”说明“桂花”还未完全绽开;“微谢”说明花的盛开期刚过,花瓣刚有缩卷:“正花露”说明花亮升起不久,入夜时间不长。这足以说明作者对周围事物的变化观察得很仔细。上阕的动词“初”、“露”、“泻”,对突出事物的形象很有用,“初出”,说明梧桐绽叶不久,给人一种新生的感觉;“花露”,说明花亮露头不久,给人也是一种新生的感觉;“高泻”,花光一泻千里,在夜空中是那样的美。由于用了“露”泻”两个动词,就使“正花露、玉盘高泻”句成为动句,形象逼真、生动。下阕的议事句里,“蛛忙鹊懒”句中“忙”与“懒”为反义词,在句中形成意思的鲜明对照和映衬;“耕慵织倦”句中,“慵”与“倦”为同义词连用,可使词句语意完满。作者精心选用词语,意为增强表达效果。
这首诗写的是秋天经过郊野的一座小村时的所见所感,描绘了淳朴、自由、优美的农村田园风光。诗清新可爱,含蓄隽永,表现了诗人热爱农村自然风光,追求自由、闲适、和谐的田园生活的情趣。
诗逐次展开一幅绝妙的田家景物风情图,使人读后为之神往。诗写道:他走近了一个村庄,这时候,天已是黄昏时候,一道金色的斜阳照耀着,农民们劳累了一天,都已回到家中,门外院落的篱笆边,孩子们在快乐地玩耍着。正是烧晚饭的时间,烧煮豆荚、姜芽和社肉的香味,从农舍中飘出。村外的小路旁是连绵不断的稻田,稻谷正在扬花秀穗,这时远远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十分寂静,只见到红色的蜻蜓在低低地飞着,稻叶上爬动着绿色的螳螂。这一派和谐自然的乡村风光,使诗人深深地陶醉了。
诗就眼前所见,精工细描,把农村傍晚的景物一组组摄入诗中,使人应接不暇。诗人没有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心情,但把自己的情感贯注到了景物的描写中,使整诗洋溢着喜悦欢快的气氛。
如诗的第三句由问句形式出现,明知风光无主,偏要问“谁是主”,便突出了眼前的丰收景象带给人的喜悦,也细微地表现黄昏的岑寂。
第四句写红蜻蜓与绿螳螂,不仅在色彩上很艳丽,在二者之间加一“伴”字,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红蜻蜓与绿螳螂这两种可爱的小生物营造在一个相依相伴、和美融洽的氛围里。更突出它们的勃勃生机,使全诗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
这首诗的三、四句是名句,它的好处,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专门作了发挥,对理解诗很有帮助。钱先生说:古人诗里常有这种句法和颜色的对照,例如白居易《寄答周协律》“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李商隐《日射》“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韩偓《深院》“深院下帘人昼寝,红蔷薇映碧芭蕉”,陆游《水亭》“一片风光最画得?红蜻蜓点绿荷心”。乐雷发的第三句比陆游的新鲜具体,全诗也就愈有精彩。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