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此诗《艺文类聚》卷三十作《萧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文选》善注以为丞相即萧嶷。嶷为齐高帝道成之次子,武帝赜之弟,公元492年(永明十年)夏四月薨。善注引蔡邕《独断》:“诸侯嫡子称世子”。世子指嶷长子子廉。廉,字景蔼,官至太子中舍人,前军将军。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卒。“冬节”,冬至之日,为朝臣往还问讯之时,《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即其证。此诗当作于公元492年冬。
先帝之子,当今皇弟,身为豫章王的丞相,贵极人臣,可以想见生前府第如何车马填堙,门庭若市,显赫至极!然而一旦谢弃人世,就连冬至这样的大节,也绝无友朋门生故吏前往其门问候慰藉亲属,又何其冷落寂寞。沈约在拜谒萧嶷世子子廉后,于车中作此诗,感叹世态炎凉,讥讽那帮趋炎附势的小人。
全诗可分三节。前四句为第一节,援古例今,以世人对待贵贱的态度跌出死生之势。“廉公”,即廉颇。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中秦反间计,免去廉颇长平指挥官之职,其“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得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失权势”,“门馆有虚盈”指此。“贵贱犹如此”,是诗人对廉颇失势得势门客去留的感慨,同时还暗用汉人翟公事:“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汉书·张冯汲郑传》)“曲池平”,指人死之后,善注引《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以平。’”一贵一贱,门客盈虚,已见世态炎凉,何况是一生一死呢。此四句从古事说起,从贵贱说起,目的在于引出今事,引出生死,“犹”、“况”两个虚字的运用,使文气较为曲折跌宕。中四句,正写丞相新薨,宾客尽散、府第凄凉。“高车”,刘熙《释名·释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车也。”“高车尘未灭”,丞相谢世未久,车行恍如犹在眼前。“珠履”,李善注引《史记》:“春申君上客,皆蹑珠履。”“珠履故馀声”,门生故吏造登丞相府第杂沓的步履之声仿佛在耳。以仿佛有声反衬无声,更觉寂寞。照理说,丞相去世未久,吊死问生,做为门生故吏、生前友好,义所不容推辞。然而,“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宾阶客位,到处长满苔藓,宅第萧条荒凉,写出无有造其门者。崔豹《古今注》:“空室无人,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结二句,为第三节,由丞相府第转写其人坟茔:府第门庭竟无一宾客,唯有我一人望其松柏郁郁苍苍的坟头而已,有说不尽的感慨。“九原”,春秋时晋卿大夫所葬之地。“佳城”,指坟室,据《西京杂记》,滕公(夏侯婴)掘地三尺,得石椁,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后葬于此。“谁当”,有门客尽去,唯我不忘之意,表现了诗人对逝者的一片深情。
这首诗的制题,非常有特色。汉魏古诗多为乐府诗,即以乐府诗题为题;即使不是乐府诗,诗题也较简单,不怎么讲究。到了价争一字之奇的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以其清丽取胜,诗题也多有标新立异者,例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之类。此诗诗题的制作,不在于对诗情画意的追求,而是在用意上下功夫。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六说:“此诗为‘诣世子’而作,却无一字及世子者何?缘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凉之感,偶因‘诣世子’而发,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凉之地也。上又着‘冬节后’者何?‘冬节后’朝臣往还拜谒之侯,正验人炎凉之时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旧日丞相所居之地,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无旧日至丞相第之人,乃特为驱车而来者,仅仅休文一人,则休文之外,尽炎凉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笔,故题下又着‘车中作’三字。”分析颇为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