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者段成己 初仕于金,入元后遁迹龙门山中,不事新朝,其节为士林推重。此词歌咏遗民的隐居生活,表现了词人傲世独立的精神气质。
“谁伴闲人闲处闲”,发端先设一问,三“闲”字叠用,既写出词人身闲、地闲、心闲的隐居生活,又造成悬念,引出下文,一箭双雕,起得工稳而有深意。身在江湖,故称闲人。居于荒隅,故曰闲处。守节自持,不问新朝政治,故云心闲。三“闲”字包括以上诸多内容,可见匠心。“梅花枝上月团团”,回答首句所问:是那疏影横斜的梅花以及梅花枝头团团的明月伴着词人。这月和梅是词人生活的伴侣,无论是仕于国破之前,还是隐于亡国之后,它们始终跟随着词人。当词人于晚年回首往事,感叹故都繁华消歇时,作词亦称“唯有当时好月,照人依旧梅梢”(《木兰花慢·元宵感旧》),认为只有月和梅才是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音。“陶潜自爱吾庐好,李白休歌蜀道难”,奉昔代之“闲人”陶潜为楷模,引为同调。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这都为词人所仰慕。他要走陶潜的路,同时深情地呼唤:李白啊,不必为蜀道艰难,人世险恶而太息,归来吧,山中可以久居。自己在故国倾覆后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巧借两位古人,明确表现出来。
“林壑静,水云宽”,承上片歌咏“闲处”之山林。山林寂静,沟壑幽深,水淡云远,在此可以登高舒啸,临流赋诗、寄傲山水、委心白云,忘却一切政治烦恼,故继曰“十年无梦到长安”。词人别首《临江仙亦有》亦有“十载龙门山下路,梦魂不到京华”之句,意思相同。世乱国亡,报效无路,不隐何以面对故国父老?古代文人最重气节,欲不依附新朝,除去啸傲江湖,别无良方。“无梦到长安”看似超脱,骨子是城却极为沉痛。尽管词人隐居龙门已经十载,但他仍然感受到元蒙新朝政治风雨的威胁,“五更门外霜风恶”正是这种心情的曲折反映。他自勉要在这艰难时世中生活下去,“千尺青松傲岁寒”是他生活的宣言。在别首《满江红》词中,他也宣称“岁寒还与松同洁”。可见最后两句并非为写景而写景,物中有人,“青松”盖以自譬,推出的是岁寒然后知松柏后调的主题。
为了突出主题,本词在构造意境时,选取了两类意象。一类是自然意象,其中有迎风斗雪的寒梅、傲霜独立的青松、清冷幽洁的明月、宁静幽深的山林丘壑、清新淡远的流水闲云。另一类是人事意象,有吾爱吾庐的隐士陶潜,有愤世嫉俗的诗人李白。这两类意象的和谐结合,造成了本词的独特意境,即在宁静冲淡而又暗藏险恶的景象中,蕴含着词人遗世独立,挺拔傲世的精神。
首句“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描写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对进步文化打压的气氛。夜气沉沉,像大石头般的沉重,仿佛要压塌了重重的高楼;春天刚刚逝去,那曾吹出柳叶的春风去却直接把大地导入了萧瑟的秋天。对当时的文化统治气氛的描写,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是通过如诗中所表现的这样的手法,通过对天气的描写来隐喻,如在1933年6月18日致姚克的信中说:“近来天气大不佳,难于行路,恐须蛰居若干时,故不能相见。”“又在同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恶辣。”透过作者鲁迅在诗中描绘的场景,可以感受到压抑和萧瑟的秋气。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句,抒发了作者鲁迅对丁玲的才华的赏识和惋惜、悲痛之情。瑶瑟,联想到屈原的《远游》中“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句中的湘灵来。丁玲是湖南人,她的富有才华的写作,使鲁迅自然而然地想起湘灵来。然而,斯人已逝,湘灵和丁玲均已逝去,使得玉制的华贵的瑶瑟,因无人弹拨而蒙上了灰尘,再也发不幽怨的乐声了。可惜的是,在湘楚的高山上,再也看不到那贤德的人才。“可怜无女耀高丘”句,是鲁迅化用了屈原《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句,“无女”是屈原哀楚国无贤德之人的意思。鲁迅化用此句,正是对丁玲才华和品行的肯定,表达了作者为中国失去这样有才华的女作家而感到痛惜。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他曾问鲁迅最喜欢屈原《离骚》中的哪一句。鲁迅回答他的是“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女”是理想的化身,鲁迅以“女”自比。而在《悼丁君》诗中,鲁迅以“女”比丁玲,由此进一步说明鲁迅对丁玲的赏识。全诗巧用《楚辞》,善翻典故,贴切自然,不露痕迹,既显得含蓄委婉,又便于释愤抒情。一、二句从自然景象落笔,首先呈现了重压,窒息、凄清、索漠的感觉;以自然气候喻社会气候,状写国民政府统治的黑暗与残酷,既贴切自然,又反衬出社会气侯的险恶。一个“压”字,一个“导”字,形象而鲜明地突出了国民政府势力的凶顽、社会现实的黑暗。三、四句,紧扣诗题,突出一个“悼”字,活用典故,寓意深刻。“凝”、“绝”、“耀”几个动词的运用,十分准确形象,烘托了气氛,突出了内容,寄托于情尽。
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诗人客居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后两句写宋亡后的,自己被俘到了燕京,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这首小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成今昔对比。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因为北方领土先后被金元所占,宋偏安临安,所以家铉翁住在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家铉翁是四川人,闻鹃事切合自己,用的是四川典故:相传古代蜀主望帝失国后,他的魂魄化作杜鹃鸟,鸣声悲哀,常啼至口角流血而止。古人常以杜鹃啼血典来寄托家国灭亡之痛。而杜鹃的叫声又如同“不如归去”,家铉翁“闻鹃忆蜀乡”,既是对国土沦陷表示愤慨,又寄托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后两句写眼前,南宋已经灭亡,自己被俘到了燕京,这时候恢复失土已成画饼,不要说北方,就是南方,包括以前所住的南宋都城临安,也都成了异族统治的天下了。由此,家铉翁无限怅惘地问:今天晚上做梦,是梦蜀地还是梦临安呢?言下之意,两地分别代表家与国,都是那么地使他思恋感伤。
前后二层,后层是前层的延续,前层是为后层预做地步,这就是论诗者所谓的加一倍写法。诗在谋篇手法上显然是参考了贾岛的《渡桑干》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但贾岛诗只是抒发久客远游的思乡之情,家铉翁诗却表现亡国之恨,更加催人泪下。通过递进,前面本来是很突出的思乡之情,忽然又加入了新的内容,更显得沉痛。家铉翁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在感慨兴亡盛衰的诗中很普遍,典型的可举虞集的《挽文丞相》诗,末联说:“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用晋过江诸人新亭洒泪叹中原沦丧的典故,说那时还有半壁江山,如今连一点残山剩水也没有了。这与家铉翁梦四川、梦钱塘同一机杼。
这首词,上片以景衬情,下片则描绘人物时蕴情会意。全篇借春风杨柳绘写浓春美景,衬比香阁女子的绰约风姿,曲传离思别意,景与情谐,物与人合,宛转含蓄,情致缠绵。词中化用金昌绪的《春怨》和王昌龄的《闺怨》诗,但有神无迹,如轻霜溶水,泯融无痕。诗词都写到莺声惊梦生恼,春柳触发怨情,但诗中闺妇听莺声而小庭追打,见柳色而直说悔意,明朗爽利,感情真切;词里的香阁女子却只是浓睡不起,宿妆不整,娴静温婉,含而不露。二者相比,感情表现上有隐显曲直之别,声情口吻上有坦露含蓄之殊,语言上有质朴明快和清丽优雅之异,意趣、韵味也自判然不同。
上片起笔“东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先绘出一幅如画春景:东风吹温送暖,催引生机;杨柳因春风吹拂而萌发春意,虽未青青成阴,却染得人满眼春色;柳丝纤细,柳烟疏淡,似有若无,自有一种迷蒙意态;一番春雨初霁之后,柳色显得倍加清新,翠意撩人,秀色可餐。这两句将春风、春柳,春雨、春晴,编织一起,色彩明媚,春意盎然,令人心醉神迷。
“恼他香阁浓睡,撩乱有啼莺”二句,词意陡生顿挫。面对烂漫春光,不是览景生欢,而是意趣索寞,“香阁浓睡”,情态异常。着一“恼”字,既是贯下,也暗暗承上。上两句描绘春景,是为了衬示香阁女子的怨思,即以乐景而反衬哀情,从而形成鲜明对比,把离情怨思烘托得更加强烈。由于人物内心状态的异常,观景亦有异常之感:春色娱人,莺声悦耳,是常情;而春色恼人,闻莺心烦,则是变态。词中香阁女子所以对春色视而不见,恹恹无绪,黯黯思睡,听到莺声却生恼恨,实际是因春感怀,睹景伤情。莺声惊睡,也许还惊破了好梦。
下片“眉叶细,舞腰轻,宿妆成”为人物描写。眉叶、舞腰,既是咏柳,也是写人,杨柳枝叶的纤细袅娜,女子眉腰的秀美窈窕,词人生花妙笔的晕染下,相互叠印复合。柳如美人,美人似柳,形象隽丽,比喻贴切,既写出柳的风神,也显出人的韵致。“宿妆”,隔夜未整的残妆。词里的“宿妆成”,是指香阁浓睡的女子醒来,无心梳洗,懒于修饰。此处虽不明白言情,而从“宿妆”不整的容态中自然溢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幽怨。结拍“一春芳意、三月和风,牵系人情”三句正面点示题旨。
“一春芳意”与“三月和风”为对偶句,同是“牵系人情”的景物。这三句意思是:柳芽茁长的春意,萦拂柳条的春风,以及柳枝上的莺啼,柳树间的烟锁,无不牵系着闺中人的情思。“牵系”二字,切柳丝。全篇明以柳起,暗以柳结,中间所及,关涉到柳,联想古诗词中常用的柳的内涵自知“人情”为何。
全词着意描写浓春烟景中,巧妙地将杨柳的丝缕和人物的纷乱心绪牵连绾合,衬写出香闺女子的春怨,情景交融,别具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