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这两首诗歌，揭露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的种种方面，抨击当时正邪不分、黑白颠倒的丑恶现象。其内容涉及门阀威权，戚宦当政，谄媚成风，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用人惟亲，正人受害，学者遭压等等，表现了作者愤世疾邪的正直品格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在赋的末尾，作者假托鲁生和秦客两个人，各作诗歌一首，以深化主题。这两首诗歌既是赋的一部分，独立出来，又是两首讽刺力很强，完整的五言诗。诗歌精神与全赋是一致的，故应结合鉴赏。
诗中，作者已运用许多鲜明的比喻和强烈的对比，以锋利尖刻的语言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揭露与讽刺，所以最后出现的两首诗具有总结归纳的意义，哲理性较强，有哲言式的凝练和概括力，读起来发人深省，令人沉思。
第一首起句“河清不可恃，人寿不可延”，相传黄河一千年才清一次，古人常用“河清海晏”来比喻政治清明。人的寿命再长也不可能等到黄河清。这就含蓄而愤慨地道出东汉末年的政治已经腐烂透顶，不可救药。无独有偶，东汉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归田赋》里也感叹过“俟河清而未期”。这也许是彼时进步文人对时政的普遍看法。诗人把它用在诗的开端，其义明而深。后面六句，用三组比喻性的形象描绘出当时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没骨气的小人顺风倒，不分是非，只要富贵的人就被捧为贤人。正因为如此，“文籍虽满腹， 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的怪现象才得以滋生和存在。一肚子学问不如一口袋钱，谄媚小人端坐高堂而正直之士却立在门旁，多么鲜明而辛辣的对比！把那个时代造成的丑恶和不公正，形象地暴露在读者面前，激发起人们厌恶、不满的情绪。
第二首进一步抒发了作者愤世疾邪的思想感情。前四句用另外的说法和比喻，继续讽刺黑白颠倒的现实。“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挖苦势利小人之无耻与豪门权贵之气焰，既谑且虐，一针见血，与第一首“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异曲同工，更为尖酸辛辣。“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主要强调贫寒正直之士虽然地位低下，却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深的学问。但在那个压制人才的社会里，他们被埋没了，不能显示他们的才华。作者对黑暗的揭露，进一步感叹有志有识者的不能见用，反被压抑、排斥。作者为人耿介，恃才使气，受过豪门迫害，后虽逢名人推荐，受官府征召，然皆拒不出山。所以作者最后呼喊出“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这其中虽流露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之感和一些消极悲观的情绪，但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黑暗被揭示以后的一种失望了的愤怒，引人沉思。
这两首诗用典较多，然而均生动灵活。如人寿河清是隐括，顺风靡草是反用，富贵称贤是引谚，咳唾成珠是变意，被褐、兰蕙是化用，“命矣夫”是反语。诗中将贤者与愚者、富贵者，刚直与谄佞者，知识与金钱，权势与真理等，分别作了鲜明对照，以感叹兴，以感叹结，其憎俗愤世、疾恶如仇之情不可遏抑，溢于辞表，贯于通篇。
赋之篇末原有以“乱曰”、“讯曰”的形式总括全篇者。赵壹代之以两首五言短诗，这种以诗结赋的写法，大为六朝人所摹拟。如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萧绎《荡子秋思赋》、《采莲赋》等作品皆是。而如庾信《春赋》，则在赋中时或间杂五七言诗句，使赋体更趋诗化。由此可见，赵壹《刺世疾邪赋》在艺术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对后世也多启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