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写傅君用山园的。山园，即山中的园囿。《周书·武帝纪》说：“山园之田，各还本主。”杜甫《山寺》诗说：“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因知山园不仅在山之高处，且有一定规模。这首词用白描手法，勾画出了傅君用山园的雄奇面貌和游乐状况，表现了作者的归隐情趣。
上片写山园的人工建筑。开头三句写山水。东山，点山园所在的地点，铅山东山，离县城不远。“分得清泉一勺”，言从东山山泉引泉水入园，放养儵鱼，供其从容游乐。这三句既点了“山园”二字，以照应词题，又说明此园得山水之胜，可供游人休憩，自然引出以下三句。“堪笑”三句写园中楼阁。“多少松窗竹阁”，言山园中，松林下，竹园傍，建有不少亭台楼阁，原想供“高人读书”之用，不料游人众多，成了游客眺望休憩之所。以有点无奈的口吻，描绘山园受游人欢迎的景象，别有一番情趣。“万卷”四句写傅君用“与人同乐”的志趣。言傅君用读书万卷，且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目前尚未获得一展宏图的时机，故修治山园，增种药草花木，供游人观赏，以实现“与人同乐”之志。见微知著，颂美了傅君用的高尚情操与志趣。
下片写山园的自然面貌，写得极有气势。开头三句写怪石。言有块怪石象秋鹗一样蹲在山头，一只脚支撑着身体，俯视人间，做出攫取“尘埃野马”之势，凶狠之极，也动人之至。“柱杖”三句写亭之高，山之险。作者以不柱杖就难以到达“危亭”、登到山半腰就觉得脚下生云以及攀上危亭毛发会结满霜花三个方面，或衬托，或描写，把山险亭高的状况，生动而形象的描写了出来。“此地”二句写山的变化。孔稚圭《北山移文》说：“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此处活用其意，言千百年来，此地随万物而自然变化，猿、鹤多寡不一，要设法招鹤归来，暗示了作者招隐之意。“吾亦有，一丘壑”二句，言自己也有隐居之处，暗示傅君用山园也是块隐居的好地方，卒章显其志，既点明了题旨，又收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这首五言律《寄淮南友人》可视为《白毫子歌》的姊妹篇。李白在八公山中寻仙不遇，但在淮南盘游的日子，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对友人说，他有幸做了一回淮南客人，并饱览了八公山胜景仙迹，对满山桂花飘香尤为叹赏，因以盘桓日久而忘归。
在这首诗中，李白透出了自淮南返回梁宋故国、重新开始书剑飘零的生涯的抑郁心情。首句“红颜怨归国，春岁歇芳洲”，是个倒装句，说他春天去淮畔芳洲游憩归来后，自己才感到一种失落与隐怨。何以如此？“不得金门诏，空持宝剑游”。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虽向往自由自在的山川游历，却并未断绝仕途之念的矛盾心态：他热烈地追求自由与超脱，同时又希望重新得到大唐天子的重用。他仿佛对友人说，我又开始云游天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海云迷驿道，江月隐乡楼”即为这次游踪的记录与传照，运用了对偶修辞手法，整齐美观，音律和谐。诗的末尾又回到春天作客淮上的乐事上来，一个“复”字，很传神地反映了诗人行踪飘零的羁旅生涯。一个因字，表现诗人本放浪不羁，却因八公山中生机勃发的满眼桂树而难以自已的浪漫情怀。
这是《浪淘沙》组诗的第七首，写的是八月十八钱塘江潮。
钱塘江，又称为浙江。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形成著名的钱塘潮。钱塘潮以每年的夏历八月十八在海宁所见者为最壮观。潮水涌来之时，潮头壁立，波涛汹涌，有如万马奔腾，成为古往今来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此诗的首句“八月涛声吼地来”，写潮来之势，由远而近，以一个动词“吼”字，突出涛声逼近的感觉。第二句写潮势达到顶点时的壮观场面。悍湍的潮头，昂扬着数丈高的身躯，撞击著两岸的山崖。一、二两句，以“吼地来”和“触山回”相对照，描写出潮涨潮退的全过程，语气上的急转，更衬托出潮势的奔腾急遽。据《海宁县志·浙江潮略说》，钱塘江口有两座山，其南曰龛，其北曰赭，并峙于江海汇合之处，即所谓海门。第三句以“须臾”承接第二句，由开头的动境描写转入对潮去之后的静态描写。当潮水退出海门之后，呈现在诗人面前的是什么呢？汹涌的波涛以另一种形态展示出他的气概——波涛卷起沙堆似雪堆座座。文字表面上看已不是写潮水，实际上恰恰正紧扣起句“吼地来”，以潮去后留下的又一奇景，更衬托出八月潮吼地而来、触山打游的壮观场面。全诗不事雕琢，流走飞动，而又紧凑洗练，显示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才能。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从此诗的描述看，这位诗中的姑娘也许是诗人初恋对象，因为只有青梅竹马的异性，才可能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才写得出如此动人心弦的诗。可惜父母未能如其愿，姑娘在“泣春风”，也是诗人在叹息。“十五泣春风”正是写出了诗人与姑娘的这段恋爱，没有结果，从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这首诗以少女怀春之幽怨苦闷，喻少年才士渴求仕进遇合之心情。这位少女八岁犹存爱美之心。古以长眉为美，所谓“青黛点眉眉细长”，犹为唐人入时装扮。十岁时就有了高洁的情操，郊外春游，知道缝缀荷花制成下裳。作者化用了屈原《离骚》语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十二岁学艺刻苦，学弹秦筝，所用的银爪从不曾取下。十四岁怀春羞涩，藏于深阁，回避关系最亲的男性戚属，“悬知”，表现了女子半是希望半是担忧的待嫁心理。十五岁无处说相思，古时女子十五岁许嫁，诗中女主人公前途未卜，忧伤烦闷，又无处说相思，更无心为秋千之戏，这还不够，作者善作情语，让少女独自对面春风而泣，何等情思。
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自喻少负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忧虑前途，证据是诗人在《樊南甲集序》中曾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近人韦然超认为，这是诗人在十六岁时因初恋对象之父母未能同意他们这段婚姻，而写下的这首诗，不能明题，故称“无题”。而且在其后的众多“无题”诗中有相当数量还是在写他的这段无果初恋。可见这位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尽管此后诗人结婚生子，与夫人感情深笃，但这段初恋却深深地埋藏心底，时时以“无题”作诗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