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写了一位恋爱中的女子赴约前后一波三折的情绪变化，开篇描写了她赴约前的抑郁苦闷，歇拍及过片描写她占卜后得到吉兆的欣喜若狂，末二句则描写了她赴约时的失望和痛苦。此词全篇充满生活情趣，生动地展现出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相当真切地再现出古代中国普通妇女追求幸福爱情的心灵世界。
词起笔以“殢酒情怀，恨春时节”表现出她的情绪非常不好，这应是因他们爱情出现了波折或变故而引起的。
“殢酒”是苦闷无聊之时以酒解愁，为酒所病： “恨春”是春日将尽产生的感伤， “情怀”和“时节”都令人不愉快。“柳丝苍陌黄昏月”，是他们密约的地点和时间。
从约会的地点，大致可以推测女主人公属于市井之辈，如果富家小姐或宦门千金绝不会到此等巷陌之地赴约的。这样良宵好景的幽期密约，本应以欢欣的心情期待着甜密的幸福，然而这位市井女子却是心绪不宁，对于约会能否成功似乎尚无把握，于是在焦急无聊之中，想着试测一下当晚的运气。
“把君团扇卜君来”，即用情人赠给的团扇来占卜非常意外，她竟在近墙花丛之处扑着一双同宿的蝴蝶，惊喜不已，词情到此来了一个极大的转折，女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忽然变得开朗喜悦起来。下片顺承上片结句，表述新产生的惊喜之情。
“双蝴蝶”的吉兆使她喜悦，也感到有趣而可笑，甚至难以控制喜悦的笑声，这预兆又使她在惊喜之余感到羞涩和畏怯，而畏怯之中更有对幸福的向往，于是她高兴得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自己也觉得有似前春悠扬飘飞的雪花那样轻狂的状态了。这句为读者勾画出一位天真活泼、热情坦率的女子形象，显示出其个性的真实面目，也表现了市井女子的性格特征。
但占卜的吉兆并不能代替生活的客观现实，随着相约时期的流逝，逐渐证实预兆的虚妄，因而词的结尾出现了意外的结局：情人无端失约了，这个结局好似让主人公从喜悦的高峰突然跌落到绝望的深渊，对她无异是又一次精神打击。
作者妙于从侧面着笔，用形象来表示。春夏之交的“夜寒”说明夜已深了，她一腔相思之情似游丝一样无物可以依附。梨树于春尽夏初开花，这里照应词开头提到的“恨春时节”。此时她已不再“颠狂”了，依在梨花下痴痴地不忍离去，似乎一时瘦削了许多，难以承受这惨重的打击。
这首小词语言不事雕琢，但却写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作者通过典型事物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又通过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的形象，使词情的发展由沉郁而轻快而沉郁，主人公的心境由苦闷焦虑而开朗喜悦而凄凉悲伤，这一变化过程既突然而又具有合理性和真实性。这些都足以表现民间词所达到的较高的艺术水平。
《视刀环歌》同《泰娘歌》《更衣曲》《竞渡曲》一样，是刘禹锡创作的一首“新乐府”诗歌。这首新乐府的题目是用典。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昭帝继位后，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他们都与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关系不错，希望能把李陵召回汉朝。于是派遣任立政等三人到了匈奴。匈奴单于设酒招待汉使者，李陵、卫律都在座。立政他们看到李陵，却没有机会私下交谈，于是就给李陵使眼色，“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也就是几次抚摩把玩自己的刀环，握自己的脚，暗示李陵，意思是可以归还汉朝了。“环”谐音“还”，握脚表示走路离开。因为刀环在大刀头部，所以古人常以“大刀头”作为“还”字的隐语。如《玉台新咏·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由此可知，刘禹锡乐府新题《视刀环歌》，暗含的意思是希望思念的人尽早归还。
此诗写相爱双方将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全诗运用暗示的手法，意境深沉，含蕴无尽，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含蓄、内敛、婉转、凝重的爱情观，也透露出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把诗的题目和内容联系起来看，刘禹锡可能要表达的是相爱的人就要分别时的情景，彼此依依不舍，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地来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意。因为这首诗没有特定、具体的写作背景，所以它所传递的信息就有了很强的张力，并不一定局限于爱情，也可能隐含着作者对自身遭遇的寄托感慨。
“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这两句诗，实际上道出了人们经常遇到的一种状况，即语言常常并不能准确地来表达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就曾说：“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岂独男女之情而已哉？”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