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说聚首的欢愉,下片写离别的痛苦。上下片内容不是同时。欢聚或在春晚、夏初。离散似是冬季。
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自从“当初不合种相思”,这种刻骨铭心的思恋便成为白石心灵深处一个拆解不开的“情结”,终白石之一生,虽九死而不悔,真是天地至性,人间至情。
首句“金谷人归”,金谷除普通以代指园中多美人以外,还有三种可能:(一)或暗示琵琶女姓梁。《岭表录异》上云:“石崇以明珠三斛换绿珠于容州,本姓梁氏。”(二)或赞美其人妙解音律。干宝《晋纪》云:“石崇有伎人绿珠,美而工笛。”与此词下句“吹笙”疑有连系。白石他词中写合肥情事时,也多写到乐器。(三)或意在引起一极美好的宜于美人的环境的想象。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白石《凄凉犯》词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但合肥当日不过一荒凉边城。“出城四顾,则荒野烟草,不胜凄黯。”(《凄凉犯》词序)“巷陌凄凉,与江左异。”(《淡黄柳》词序)。如此城郭,岂宜为美人居止?幸其多柳,故不惜重笔渲染,比于金谷,亦略为伊人居处增色。
白石写情,不在于情事本身,故对情人的容妆和行动很少着笔,而重在对情事的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故以下三句,都只写景。
本来,世间情人相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直见深心,更不容一语表白,何况文字?这就是写情常寓于景,写景就是写情的心理根据。张玉田《词源》卷下“离情”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近人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所谓写景,不过是词人把自己的感情喷射向外物,与物“一化”,就是庄子所谓“物化”。这也是所说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这里的绿杨啼鸟,实际是词人对吹笙人的整个灵魂的拥抱。还不仅此,不仅是词人化身为自然来“庄严”自己的情人,而且,尤其是,在词人眼中,她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她飘然莅临,成为万物的主宰。中国传统文学中此例颇多,如曹子建的《洛神赋》。当写到人神心通的时候,洛神感动了,于是“屏翳(雨师)收风,川后静波,冯夷(河神)鸣鼓,女娲(这里用为音乐女神)清歌”。洛神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因为她就是美和爱。但创造的魔杖还是握在诗人(或词人)的手中的。诗人是可以驱遣鬼神,促使万物,创造一个再造世界。韩愈说李白、杜甫“陵暴万象”,当作如是解。
此词虽分两片,却非平列。上片是追忆聚首的欢愉,似水的柔情,如梦的深永。下片是词的现实世界,是诀别的痛苦。“月落潮生”,语出元稹《重赠乐天》:“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刘郎”,用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自比。“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自知无分再见神仙的刘郎呢。同时也暗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意。“淮南好”三句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这和《江梅引》结韵说“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意境相同。此词“陌上生春草”五字截断众流,顿时使上片的“小得团囫”(玉溪句:“小得团囫足怨嗟”),尽成愁绪,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之诗:“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可以题此词。白石词善于后路作结,即歇拍处化情为景,篇终接混茫,无限深情,千般感慨,都在一种迷离凄凉的意境中深化升华,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词人借一位流亡江南女子怀念流落远方良人的口吻,描写了国破家亡的痛苦。
上阕写女主人公自京城汴梁被金人所破后对离散了的亲人的思念。“直自凤凰城破后”中的一个“直”字点明了自城破至今思念一直不断,而这种思念又不同于一般的离别,还包含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的惊恐与担忧。“擘钗”与“破镜”是离乱的象征,标志着一个家庭在战乱中的毁灭,意味着恩爱夫妻被生生拆散,而“分飞”则进一步点明在仓皇中各奔东西彼此离散。“天涯海角信音稀”承“分飞”而来,进一步描写了亲人的分离。“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写出女主人公怀念良人的思绪的纷乱,“辽海”与“玉关”本相距万里,一在东北,一在西北,这里是泛指,表明女主人公不知良人流落何方,因而梦魂也无定向。
下阕写女主人公翘盼良人归来而始终未归,这仍然是朝暮思念的继续,而盼归不归则更增加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焦虑不安和痛苦失望。“月解重圆星解聚”对下句“如何不见人归”是一个反衬,“解”字用得十分妥帖,“月”与“星”本是自在之物,无所谓知道与否,但词人把月缺月圆、星散星聚的规律看作它们知道再圆再聚,这既有客观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又寄托了词人的主观意识,使之更好地对下句进行衬托。“今春还听杜鹃啼”中的“还”字饶有意味,它暗示往年此时正阖家团聚,而今只有自己一人独听子规啼血,哀不待言。“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这两句结尾尤耐人寻味,在内容上反衬出词人的失望乃至绝望的哀痛心境,在艺术上则呼应上阙的“天涯海角”和“辽海北”、“玉关西”。上下贯通一气,结构显得圆润统一。
全词笔调婉转,格调哀伤,词情凄苦,在动乱社会所造成的离乱之苦中,重点描绘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它无异于一曲催人泣下的乱世悲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前四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吴宫火起焚尔窠,炎洲逐翠遭吴罗。”言莫趋炎附势,追名逐利;
后二句“萧条两翅蓬蒿下,纵有鹰鹯奈若何”言避世自能远祸。
整理来说,此诗言淡泊避世之志,远祸全身之术。诗以鸟为喻,唤醒人们切莫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而应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以达到老子所说的“夫唯不争,故无尤”的境界。
李白部分作品采用赋题的方法,但恢复古辞的立意,在体制上也恢复汉词的杂言体制。变齐梁无寄托之咏物为有寄托之体。另外,与齐梁呆板的赋题不同,李白之赋题常常是窥入题意,深入形容。如《野田黄雀行》。
此诗实为野田黄雀自幸之语,就是用“野田黄雀”这个题意来赋写的。此诗运用了刻板咏物、反衬之法。黄雀自语不逐炎洲翠游玩,不近吴宫燕栖息。是因为宫燕易被焚巢,洲翠易遭吴罗。而今我深栖野田中蓬蒿之下,可以藏身远害,纵有鹰鹯奈若何!这也是赋题法,只是用得如此巧妙。此诗综合运用发挥古意、赋题与以古题寓今事三种方法,可见李白对传统拟乐府方法的创造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