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全诗充分运用对偶、比喻、拟人等艺术表现手法，形象真切地描绘出晓行途中的景色。诗的上半首以写景为主，描写了“飞沙”、“露气”、“残月”、“鸣声”等景物，下半首以抒情为主，情景交融，以景寄情，寄托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之情。全诗清警空灵，意境幽切深远，语言清新。
“人语梦频惊，辕铃动晓征。”两句，是为全诗引子。暮宿客店，一夜数惊，晓梦何以难圆，是因为诗人时时惦念着一早行期在即。犹带着未曾散尽的梦，推门而出，那备好的车马已等候在拂晓的夜色中了。上路了，车轮动处，寂静的黎明中抛下一串分外清脆而有节奏的铃声；这悦耳铃声似在宣告：漫漫长旅又开始了——次句中一个“动”字，兼有启动、催动、响动三义，同时又似传达出一种早起晓行的兴奋，用得非常巧妙熨帖。
首联由第一句人语惊梦到次句铃催晓征，如同运用“蒙太奇”节奏，取镜由睡榻之上一下摇向户外，紧接着的画面已在行程之中了。就中省去了一系列动作过程，却不给人以突兀之感。首联紧扣“晓行”诗题，用语十分洗练。
“飞沙沉露气，残月带鸡声。”两句写晓行所见与所闻。呼吸着黎明湿润的露气，便道轻车，马蹄后，轮辐下，霜迹犹新，尘沙不飞。远远地，几处鸡鸣高低；天际，一弯褪了色的残月正渐渐下行。“露气”与“飞沙”间接一“沉”字，是驿道上尘沙不飞的原因。“残月”与“鸡声”间着一“带”字，更道出月渐下带起鸡鸣声的奇妙关系。“飞沙”两句连在一起读，即十分传神地写出早行人眼中黎明的独特景观。
句法上，颔联用的是倒装句，正常语序应作“露气沉飞沙，鸡声带残月”。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全诗韵脚应和的需要，同时也为更着意突出一种语言警策的效果。
“客路逾千里，归心折五更。”两句转入诗人内心感受。从汉阳到京都，其间需要路经很多山水。迢递陌路，此行一去，欲问归期未有期，诗人因此顿生百般思绪，真可谓离家愈远而思乡之心愈切。一个“折”字，便写尽了那种愁肠百结的感情。愈是远去，离情愈是在这未央夜、五更天曲曲折折百般萦绕。
颈联两句由“景”入“情”，刻意托出诗人那种辞家初征、客路怀乡的心情，是为全诗重心所在。
“回怜江上宅，星汉近平明。”紧承上联，续写诗人五步一太息，十步一回首的情形，渐行渐远的驿车已经走出几程了。掉首复回望，那江畔曾经投宿暂居过的客舍，远远看去就如同隐隐绰绰浮在烟波浩渺的江面上，让人依依留恋。而此时的天际，晨星阑珊；远处那一片朝霞正渐渐扩展，天就要放亮了。
尾联“回怜”一句，既是颈联怀乡思绪进一步诉诸动作化的表现，同时又于暗中对首联起句所写的客店夜宿作出了照应，而末句所表现的天近平明的情形，实际上也暗寓了诗人天即晓、且振作精神抖擞上路的自我劝慰。
“晓行”一诗，前半首重在写动态，写景色，笔触生动清警，白描中且能翻出新意。后半首重在写心态，写乡思，所叙低回曲折、沉郁悱恻又不失含蓄，整首诗特别表现出一种对词语的敏感，如首联中的“动”，次联中的“带”，颈联中的“折”等字，都反映了诗人于铸词的刻意锻炼。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行愁的诗作。当时作者遭遇离乱，漂泊他乡，心情孤独愁苦。作者住在山中的野寺里，孤独一人，对月思乡，感慨身世浮沉。
首联“月升岩石巅，下照一溪烟”描写月亮从高高的岩石之巅升起来，月光普照大地，为全诗铺设了思乡的氛围，奠定了思乡的基调。接着诗歌转向对月光下一溪水雾的描写。由于月光如水，澄澈明亮，所以，本来就洁白的云气更显洁净飘渺。首联描写符合山中晚景特点，月光的衬托使得景物更加美好。
颔联紧承首联，写月光照耀下的溪上水气如云样洁白，飘飘漾漾，散流在寺前。表面看起来，这不过是自然现象，并无妙处可言。但比起首联，却写出了水气的自然飘动的动态之美。而且，洁白的水气飘渺轻盈、流落无定，不禁让作者联想到自己漂泊无依的生活。这一联的描写除了用云气暗喻作者羁旅生活的特点，也是以乐景写哀情的重重一笔，妙不可言。
颈联写无法入睡的自己打开寺门，站在寺外观赏美景。眼前美景，让作者感慨万千，不禁怜惜起来。这一份怜惜，暗含着深沉的身世漂泊之感。诗人抬头看天，却感觉到霜重气寒，心中难免凄凉孤独。“霜天”二字，紧扣心情，间接表达了漂泊在外的孤寂凄冷的心境，可谓传神之笔。
尾联直抒胸臆，用反问的形式写到：谁看到无家可归的客居他乡的人，在这荒郊野外，月下思乡，山中叹惋，独自一人深夜不眠呢?反问加强了抒情效果，与前面的景物描写遥相映衬，更写出一份愁绝伤绝的自伤之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整首诗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抓住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描写孤独凄凉的身世之慨，以乐景写哀情，更见其哀;以月色铺设情境，则无一处不孤寂愁苦。此诗大有杜甫诗歌沉郁苍凉之感，但多出了一份轻巧和淡静，可为上乘之作。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