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钗头凤·红酥手》是南宋诗人、词人陆游的词作品。此词描写了词人与原配唐氏(一说为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
上片追叙今昔相聚之异。起首三句为第一层。抚今追昔,表现陆、唐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红酥手”以手喻人,抒写唐婉的靓丽仪容,表达词人的爱怜之心。“黄縢酒”是一种官酿的黄封酒,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描写,陡唤了作者无限回忆与感慨:当年的沈园和禹迹寺,曾是他们恩爱夫妻携手游赏的地方。曾几何时,鸳侣分散,爱妻易嫁,已属他人。现在嘛,虽然满城春色依旧,但是已经人事全非。“满城春色”为他们沈园把酒,勾勒出广阔而深远的背景,点明共赏春色的时间地点。“宫墙柳”虽是写眼前实景,但却暗含唐婉之变,现已可望而不可及了!此时词中红(手)、黄(酒)、绿(柳)构成的明艳色彩,顿时黯然全逝,没了欢快、幸福和美感。
“东风恶”几句为第二层。直抒胸意,描写他们被迫离异后的痛苦。上面写春景春情,甜蜜美好,至此笔锋突转,激愤之情,破襟而出。“东风恶”三字,一语双关,含蕴丰富,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东风本来可使大地复苏,可使万物蓬生。这里却狂吹横扫,破坏春容春态,成为“桃花落,闲池阁”的罪魁。这主要象喻造成爱情悲剧的恶势力,当然包括陆母在内。“欢情薄。一怀愁墙,几年离索”这三句,是对“东风恶”的进一步控诉。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遭分离,他们蒙受折磨,遭受摧残,满怀愁怨。“错,错,错”,这一字三叠,血泪倾诉,到底谁的错?是自己吗?是唐婉吗?是陆母吗?这里没有明说,只有呼天唤地,悲愤无赖,欲怨不能。
词下片直书别后相思之苦。换头三句为第一层,写沈园重逢唐婉的表现。“春如旧”上承“满城春色”,点明此番相逢的背景。还是从前那个春日,还是从前那个地方,但是人却今非昔比了。她憔悴了,消瘦了,没了青春活力!“人空痩”,表面写唐氏容颜形态变化,实则反映她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怀愁墙”的折磨,“几年离索”的摧残,給她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哇!著此“空”字,把陆游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全都托盘而出。“泪痕”一句,通过刻画唐氏表情动作,表现她此番相逢的心态。旧园重逢,往事连连,她能不哭么?她能不泪流满面么?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她“泪痕红浥鲛绡透”,委婉,沉稳,形象可感。这里一个“透”字,不闻恸哭声,但见泪满巾。
词的最后几句,是下片的第二层,写词人与唐氏相遇以后的痛苦心情。“桃花落”两句与上片的“东风恶”句前后照应,又突出写景虽是写景,但同时也隐含出人事。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物事的变化。像桃花一样美丽姣好的唐氏,也被无情的“东风”摧残折磨得憔悴消瘦了;词人自己的心境,也像“闲池阁”一样凄寂冷落了。一笔而兼有二意很巧妙,也很自然。下面又转入直接赋情:“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两句虽只寥寥八字,却很能表现出词人自己内心的痛苦之情。虽说自己情如山石,痴心不改,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却难以表达。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氏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莫,莫,莫!”意谓: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它做什么,说它做什么?于是快刀斩乱麻:罢了,罢了,罢了!明明言犹未尽,意犹未了,情犹未终,却偏偏这么不了了之,而在极其沉痛的喟叹声中全词也就由此结束了。
这首词始终围绕着沈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来安排自己的笔墨,上片由追昔到抚今,而以“东风恶”转捩;过片回到现实,以“春如旧”与上片“满城春色”句相呼应,以“桃花落,闲池阁”与上片“东风恶”句相照应,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情事和场景历历如绘地叠映出来。全词多用对比的手法,如上片,越是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现,就越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从而形成感情的强烈对比。
再如上片写“红酥手”,下片写“人空瘦”,在形象、鲜明的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氏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全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再加上“错,错,错”和“莫,莫,莫”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大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
这首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全词情感真挚,多用对比,节奏急促,声韵凄紧。
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惟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也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惟有今昔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优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
首句“稽山”即指越州之会稽山,大禹治水时会诸侯及计议于此,初名“会计山”,后称“会稽山”、“稽山”,它由许多山峰相连组成,长达百里。“嵯峨”指山峰参差巍峨之势。首句是说,郁郁葱葱、云雾缭绕、群峰连绵的会稽山是多么壮丽呵!这真是写山景的绝妙佳句。接着是“镜水无风也自波”,这句表面上看不像是在写越州之镜湖,因为镜湖平如镜,怎能够自动涌现出波澜呢?而实际上唐代的镜湖有上百个小湖组成,浙江潮水和山洪的冲击造成了各湖的落差,所以无风时湖上也有水流现象,造成“自波”。其实这是贺老在写湖景的奇美!写镜湖的动态及家乡的景色!
第三句“莫言春度芳菲尽”,是说不要以为春天的芳香已经过去,炎热的夏天来临了。而夏天依然有比春天更好的景色呢!因此引出了“别有中流采芰荷”的一景。“芰”是四条角的菱,任安贫《武陵记》注云,四角菱曰芰,两角的曰菱。它有大小不同的青红色二种,红色的芰通常比青色的要大,出壳后食之,味特鲜美。它生长于湖河之中,吴越人特爱种植。夏天,乡人们用专用的菱桶采摘,晚上全家围坐一桌食之。
“荷”是一种水生植物,荷花中生莲子,故称“莲荷”。莲子可食用,又能治病,所以采莲的人很多。镜湖中大片的荷叶、荷花及采莲的姑娘,形成了一道人与自然美交融相映的风景线,这在北方的长安城里是看不到的。贺知章年青时经常看到的这一景,五十年后在越州镜湖又看到了。旧景新发,于是写了《采莲曲》。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