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